中国诗学大辞典︱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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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十年前，浙江教育出版社提出编纂《中国诗学大辞典》、《中国词学大辞典》、《中国曲学大辞典》等三部大型工具书，作为中国韵文系列的基础知识和学术研究的世纪性的总结。 我们认为，对于出版社来说这是很有见地、很有气魄的一项文化举措；但是对于编纂者来说难度是很大的。 因为诗、词、曲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三大学科，无论是基础知识的普及，或是学术研究的阐述，本来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做的，如作品选注、文体绎述、作家传记、艺术评论，以及文学通史、断代史、分体史等等。 在这方面，近一二十年来已有不少著作问世。 但要采取编纂大型辞书的方式来承担中国韵文系列的各种专门知识的梳理和传播，而且又要兼顾提高与普及，这就不是轻而易举、短时期所能完成的事。 况且诗、词、曲这三部辞书是专题性的学术工具书，不是时下流行的、只靠东抄西拼、粗制滥造的手段就可以做出来的应景书。 作为学术工具书，它必须要做到：一、资料丰富，能较全面包含这三门学科千百年来发展的历史内涵；二、诠释准确，并能在较高层次上体现学术规范；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能及时、充分反映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并能引导读者由此作进一步的深入研讨。 　正因为如此，这三部辞书，从八十年代末开始筹商，直到九十年代后半期才陆续编成。 “曲学”、“词学”已于前几年出版问世，《中国曲学大辞典》二百七十万字，《中国词学大辞典》一百八十万字，而我们从事的这部《中国诗学大辞典》则约三百五十万字，字数最多。 不仅是因为字数多而带来的工作量大，而且中国的诗学有其特殊的学术框架，我们在工作启动之初，为了确定此书的构架就经过多次的商讨，并广泛征求了学术界的意见。 参与编纂的学者近一百人，又遍及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湖南等地，其间体例的协商，条目的确定，文字的修订，材料的复核等等，非常繁复。但使我们欣慰的是，全体编委与编纂者之间，这几年来彼此协作十分协调，终于在行将跨入二十一世纪之际，完成了这样一部煌煌巨著，可以说这数千条目，三百几十万的文字，确实凝聚了我们学术同行的奉献与互勉之情。 二 　中国是个诗的国家，在众多的文学种类中，诗歌，特别是抒情诗是发达最早、成就最高、作者最多的一种。 在文学创作中，它很早就取得了正统地位。 上古之时，《弹歌》之“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可视为中国诗歌创作之嚆矢；两千五百年前编纂成书之《诗经》则被视为历代诗歌创作的典范，为历代学子所讽诵；孔夫子的教诲“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长期影响着人们对诗歌的认识和研究。 自春秋时代第一位具名诗人许穆夫人到近代最后一位成就卓然的革命诗人柳亚子，中国诗人灿若繁星，像屈原、陶渊明、李白、王维、杜甫、白居易、李商隐、苏轼、陆游、龚自珍、黄遵宪，都是可与日月同辉的一等明星；从中国的第 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南社诗人作品的合集——《南社诗集》，各种诗集汗牛充栋；我们还有许许多多为人们广泛传诵及列于世界文学宝库中也毫不逊色的优秀作品；在中国，诗歌早就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甚至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表现在其应用的广泛性上。 也就是说诗歌除了具有文学的职能之外，它还是社会交际的工具，是身份高低的标志，趣味雅俗的分野。 如钱锺书先生所说：“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所谓‘牵率应酬’。 应酬的对象非常多；作者的品质愈低，他应酬的范围愈广，该有点真情实话可说的题目都是他把五七言来写‘八股’、讲些客套虚文的机会。 他可以从朝上的皇帝一直应酬到家里的妻子——试看一部分《赠内》、《悼亡》的诗；从同时人一直应酬到古人——试看许多《怀古》、《吊古》的诗；从旁人一直应酬到自己——试看不少《生日感怀》、《自题小像》的诗；从人一直应酬到物——例如中秋玩月、重阳赏菊、登泰山、游西湖之类都是《儒林外史》里赵雪斋所谓‘不可无诗’的。”(见《宋诗选注·王安石》)不仅社会上如此，这种风气也延及方外，佛教里的“偈语”，道教中的“青词”，各种教派的经典，乃至神示佛谕无不带有诗的色彩，或直接用诗体韵文写成。 在中国古代，诗歌被视为最高的文学成就，自唐代以来，科举考试的科目大多直接或间接与诗歌有关，它被用来测验一个人的学识和能力。 在旧式教育中自开蒙起便有属对作诗，学习诗歌格律和体制，因此，只要有过读书经历者，几乎都是“不废吟咏”的。 一般说来，在我们中国，文人几乎都是诗人；如果他们有著作传世的话，其中大部分也当是诗歌。 这样就使得“诗歌对我们生活结构的渗透要比西方深得多，而不是像西方人似乎普遍认为的那样是既对之感兴趣却又无所谓的东西”(林语堂《中国人》)，而我们则把诗歌看成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诗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学诗又为读书出仕之必需，因此，认识它、学习它、研究它就为世人所关注。 《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是历史上对诗最早的论述，而且为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确定了基调；直至一百年前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才力图开拓传统诗歌的新境界。 两千馀年间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学理，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古典诗学理论。 这就需要加以搜集、梳理和总结，就有编纂工具书的必要。 　关于工具书的编纂不自今日始，历代修纂类书、韵书都与诗歌创作、诗学研究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工作很多都是由朝廷主持的。 如南北朝时北齐后主高纬主持的《修文殿御览》，隋朝杜公瞻奉炀帝敕撰的《编珠》，唐代高祖李渊指示编纂的《艺文类聚》，这些是以收录事典为主的类书；宋代阴时夫编纂的《韵府群玉》，清代康熙皇帝指示编纂的《佩文韵府》，这些都是以收录词藻为主的韵书。 尚没有全面总结诗学的工具书，编纂全面了解诗学的工具书只是晚近之事。 三 　从广义来说，诗、词、曲皆为诗，三者之学，皆属于诗学。 本书为“诗典”，这个“诗”是指狭义的诗，不包括词、曲。 它是一部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并重的大型工具书。 其读者对象以诗学研究者、大学文科师生、中学语文教师、文化工作者以及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为主。 本典收词力求系统、全面，除了收录了一定数量的诗人、诗集之外，凡是与诗学有关的名词术语和诗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都以词条形式搜罗囊括。 　本辞典的时间断限，上起先秦，下迄近代。 诗人、诗集止于“五四”以前，诗学研究和海外及港台研究部分则延长至于当代。 全书词目依照诗学的特点分为十大门类：诗学概念、诗论著作、重要诗人、诗风流派、主要诗集、诗作名篇、诗法格律、诗坛掌故、诗学研究、海外及港台研究。 分门别类加以编排，每类各有特点，分述如下： 　诗学概念：理解中国古代诗学概念有两个难点，一是这类概念众多，二是缺少规范。本书所取之“诗学概念”，并非有词必取，而是尽量撷取那些具有一定理论意义的诗学概念和美学范畴，凡是不具备理论意义的词目一概不予收录。 所收大致可分三部分：一是重要的诗学理论概念或范畴，如意境、境界、兴象、诗教、兴观群怨、香草美人之类；二是与诗学密切相关、难以分割的传统的文论概念，如风骨、神思、时序、知言、养气之类；三是与诗学有关的古代美学概念或范畴，如势、味、雅、俗、本色、天籁之类。 在阐释入选概念时，作者一方面从历史角度尽量挖掘其具有丰富底蕴的本义；另一方面，又从现代视角加以审查。此部分每个词目都是具有确定内涵和外延的一个“点”，所有的“点”结合在一起就是一幅较为完整的中国古典诗论的宏观图像。 　诗论著作：此类所收条目指诗话、诗评以及有关资料等。 诗话是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 古代的诗论著作主要形式就是诗话，论诗者喜欢用这种自由形式写作。 然而，这种随意写作的诗话又不为世人所重，常见的诗话不过二三百种而已。 负责这一部分编纂和撰写的刘德重先生多年从事诗话研究，在搜罗和辑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本书所出诗话词目有六七百条之多，所涉及到的诗话著作许多是很少见的。 　重要诗人：诗人历来是文学类工具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辞典所收诗人词目在一千条以上。 做到凡是重要的诗人必无遗漏，并照顾到不同流派、不同地域、有不同代表性的诗人。 书中吸收了九十年代的最新研究成果，凡是对诗人的生卒年、籍贯、主要经历有新发现者，则尽量采纳。 　诗风流派：本部分包括诗歌创作过程中形成的风格、流派、思潮运动、社团、并称等。风格，如建安风骨、上官体、后山体等；流派，如江西诗派、前后七子、公安派等；思潮运动，如新乐府运动、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等；社团，如复社、南社等；并称，如陶谢、王孟、李杜、尤杨范陆等。 这一部分的写作注意区别了重点与一般。 对于重要的风格流派、思潮社团除了写明其成员、代表人物、创作倾向及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之外，还阐明其形成背景及原因、创作实践及其特点、前后承继关系、后人的评论等等。 一个流派往往有多种称呼，本书只详释其中之最常见者，其他用“参见”来解决。 　主要诗集：包括各种总集、合集、选集、别集。 这一部分除了撮述前人有详细记载各种集子的词目外，对于记载阙如或记载甚略的入选各集则不能辗转相抄，而是要依据该集之各种版本详细考证，这种情况在撰写宋代以后的各种诗集词目时是极为常见的；本书还收录了许多以往文学或诗学工具书中很少涉及的地方诗总集和稀见的总集、合集、选集、别集。 　诗作名篇：这 一部分在选择词目上以“名”为主，收录诗歌史上著名的和有较大影响的诗篇。 选录原则是“前宽后严”。 《诗经》、《楚辞》中的所有篇目全部收录。 原始歌谣、汉魏六朝乐府中的篇目也近于全收，唐宋名篇收录较宽，元明清则相对较严。 每条词目除了介绍了名篇的作者及该诗内容以外，对于其思想艺术还作了简要的分析，间亦介绍不同的意见，并适当地引用前人著名和有代表性的评论，以突出其学术性和知识性。 　诗法格律：这一部分涉及到古代诗歌中的三个方面：一、诗体，皆收有关诗歌体裁的词目，如古体、乐府诗、近体诗、律诗、绝句之类；二、诗律，收与诗歌格律有关的词目，如诗韵、叠韵、蜂腰、鹤膝、平仄、对仗、《礼部韵略》之类；三、诗法，收与诗歌创作方法有关的词目，如命意、布局、切题、诗眼之类。 此部分所收词目皆有所出，并在释文中详举原始出处；释义均采学术界通行之说，间亦采用影响较大的不同观点，以备一说。 然无论通说、异说，皆有“书证”(即用古人之言对该词目作出解释)。 有异名之词目，如“绝句”之与“截句”，也不采取“某”即“某”，见“某条”之法处理；而是除了点明这一点外，还引用古人有代表性的言论，指出“异名”出现的根据。 在词目编排中以类相从，以同类大条统率小条。 这一部分的绝大部分的词目不见于其他同类型的工具书，其立目、书证、阐释、考稽无不依据历代学者之成说，具有较强的系统性、理论性、学术性。 　诗坛掌故：这一部分收录由于诗歌创作和流传而发生的典故，如诗人故实、诗人别称、诗坛佳话、诗坛佚事等等，如旗亭画壁、推敲、长安居易、雪泥鸿爪、诗仙、诗圣、五言长城等。 　诗学研究：这一部分收录中国诗歌史上有关诗人、诗作及诗学研究的词目。 所收多为专书，如《毛诗正义》、《诗集传》、《诗三家义集疏》、《唐诗鼓吹》、《唐诗大系》、《杜诗引得》、《李商隐年表》、《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唐音佛教思辨录》等等。 包括古代、现代和当代三部分。 诗学研究部分吸取了当代最新研究成果，所录载籍直至九十年代，如出版于1993年的《鸟鼠山人胡缵宗诗选》，出版于1992年的《船山诗论及创作研究》、《河岳英灵集研究》、《莫友芝评传》、《李商隐的心灵世界》、《大历诗风》，出版于1991年的《龚自珍综论》、《吕留良诗选》、《唐诗赏论》等。 　海外及港台研究：这一部分内容丰富、搜罗全面而编排有序，亦为本书特点之一。 中国古典诗歌很早就流传于海外，海外学者对它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由于“海外”一词内涵极为丰富，它既包括了一千多年前接受了中国古典诗歌，并对其诗歌创作发生很大影响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也涵盖了近一二百年才接触到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国及东欧一些国家。 港台指台湾、香港、澳门等与大陆有差异的地区。 因此，这一部分不仅涉及内容多，其中差别也很大。 在立目、编排、写作上也很难比照其他部分处理，负责这一部分的编委和作者根据海外研究的实际情况，把所收词目分为：一、中国古典诗歌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如中国古诗在日本、中国古诗在西方、中印诗缘、中国古诗与《怀风藻》、寒山诗与美国垮掉派等；二、中国某一部分古诗的海外研究，如《诗经》研究在国外、杜甫研究在国外、元明清诗研究在国外等；三、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海外研究，如中国古典诗论在东方等；四、海外一些学者运用有特色的文学理论对中国古诗的研究，如西方神学观与《诗经》、新批评研究、帕里-劳德理论及其应用等；五、海外研究著作，如《诗境记》、《汉字作为诗歌的媒介》等；六、重要的海外中国诗学专家，如祇园南海、吉川幸次郎、高本汉、艾德林等；七、香港、台湾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状况，如台湾的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中国山水诗研究等。读者从这一部分的词目的设置就可以看出它的价值与意义，它为读者提供信息的丰富和多样是目前有关古典文学研究的工具书中还不曾有的。 　以上十类，只是按照诗学的特点和便于编纂分工而作的大致分类，事实上，有不少条目按上述分类具有兼类现象。如诗学概念部分的某些条目同样是诗法诗律的术语，有些经过整理的诗集、选本具有诗学研究的性质，一些历史上流传的诗坛掌故、佳话佚事成为后代诗歌创作、鉴赏的技法，等等。再说，我们在全书结构设计时，主观上有一个勾勒各门类史的轮廓的初衷，因此，对少量兼跨两类的条目并不避复，条目两出，叙述各有侧重，以尽可能减少各门类条目在内容上的重要遗漏。 四 　本书编纂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者、爱好者提供一部资料完备、信息准确，并且具有独立见解的工具书，使之成为古诗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书。本书从策划、立项、出目到写作经历了近十年，我们力图完满地实现既定目标。因此，在撰写词目时尽量遴选该学科领域的专家，如诗法格律部分请湘潭大学羊春秋先生一人撰写，羊先生研究此问题有年，并且他还是写作古体诗歌的行家，所以，这一部分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有自己的见解，可以作为一部可以独立成章的诗学研究著作看待。 书中有关《诗经》研究部分大多是杭州大学洪湛侯先生一人撰写，这些也正是他《诗经》研究的部分成果。其他各个门类，各个词目的撰写情况也大致相同，如参与撰写先秦诗学部分的程俊英先生、费振刚先生、褚斌杰先生；参与撰写汉魏南北朝诗学部分的曹道衡先生、王运熙先生、沈玉成先生、俞绍初先生；参与撰写隋唐诗学部分的廖仲安先生、吴企明先生、李华先生；参与撰写宋代诗学部分的孔凡礼先生、刘扬忠先生；参与撰写金元诗学部分的邓绍基先生、卢兴基先生；参与撰写明代诗学的吴书荫先生、尹恭弘先生；参与撰写近代诗学部分的赵慎修先生；参与撰写诗学理论部分的黄保真先生等，都是在本领域颇有成就的专家，他们撰写的词目代表了当代研究的水准。不仅如此，为了确保本辞典的学术质量，浙江教育出版社在审稿过程中，又约请有关专家抽阅了部分稿件，并与编委会及时协商，再加润色。因此，这部辞典无论是策划、编撰，还是审订、出版，确实是名副其实的集体成果。在这方面，责任编辑郑广宣先生在策划、组织上确实做了很好的工作。 　当然，作为一部成于众手的工具书，参与写作者的学识、写作能力又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因此，水平不一，有所遗漏，甚至舛误之处实难完全避免；而负责统筹此书的我们，又为水平所限，对书中有可能存在的问题，也难以彻底解决，当此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心怀惴惴，恳请读者和专家们的批评指正，以期使之日臻完善。 《中国诗学大辞典》编委会 　199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