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技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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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15年间，一个新的激动人心的研究领域出现了，它旨在发展女权主义的技术观。与科学观相比，这一技术观的发展多了一点时尚感，少了一些理论色彩［参见凯勒，本书第4章］。然而，迄今为止，讨论性别与技术的大多数研究成果都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这与其关注特定类型的技术有关。因此，这一领域的特征只能通过各种文集来体现，比如玛撒·摩尔·特雷斯科特［1979a］、琼·罗思柴尔德［1983］、简·齐默尔曼［1983］，温迪·福克纳和埃里克·阿诺德［1985］、莫林·麦克尼尔［1987］、克里斯·克拉马雷［1988］、吉尔·柯夸普和劳里·凯勒［1992］，并且它们无须共享同一种理论进路。

有些女权主义者主要关注女性进入科学和技术机构的有限途径［参见福克斯，第10章］，有些则开始探讨技术本身的性别化特征。后者是一条更激进的路线，它具有两个较宽泛的研究方向。有些女权主义者主张，西方的技术本身体现着父权制的价值观，它的规划是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和控制［科里亚等人，1985；格里芬，1978；麦茜特，1980；米斯，1987］。这一方向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女权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那里得到了具有政治色彩的表述，它呼吁建立一种以女性价值观为基础的新型的女权主义技术。有些研究者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她们采纳了技术的社会研究方法，在取向上更具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色彩［科伯恩，1983；科旺，1976、1979、1983；福尔克和阿诺德，1985；哈特曼，克劳特和蒂莉，1986－1987；麦高，1982；麦克尼尔，1987］，其中的许多研究把注意力放在有偿与无偿劳动的性别分工上。

我这里想做的工作是建构一种框架，从而把这些不同的观点整合起来——对此，我在别处作过更充分的讨论［维基克曼，1991］。我不会把某种人为的统一性强加于人，这里将要论证的是，不同类型的技术是由特定的利益塑造的，因此，比如构造生育技术的男性利益就不同于在工作场所中构造生产技术的利益。在本章我将有选择地讨论三个热门的研究领域——生产技术、生育技术和家庭技术。在最后一节，我将从总体上分析女性的边缘地位，并重点讨论作为男性文化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