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对皮肤病的认识

有关皮肤病的知识，在我国原始社会，就已经孕育并发源了。作为身体屏障的皮肤，伤病是经常发生的。骨茬或树枝的刺扎，野兽的袭击，昆虫蛇蝎螫咬以及酷暑严寒所致之灼伤或冻疮等等，往往首先伤容皮肤；由出土文物证明，新石器时代先民已知用织造物保护皮肤和头发。
在甲骨文中已有“疥”和“疕”（头疮）字出现，疥字的一个解释即是人患皮肤病的象形字。此外还有癣，疣等病名。由此可见在距今三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认识了若干皮肤病。西安半坡和甘肃、青海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文物证明：现今作为皮肤病一项内容的“文身”，在我国古代曾是相沿甚久的一种民俗，《尚书·舜典》中的五刑，包括有刺面的“墨刑”，《礼记·王制》述有“被发文身”，则是我国有关“文身”的最早记载。《周礼》的天官篇已有“夏时有痒疥疾……”的记载，可见对皮肤病与季节的关系有了一定认识。《周礼》中还记载了外科医生，宫廷医官分工，其中有疡医分管外科，皮肤疮疡就属于外科范围；“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疥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又有“疡医下士八人掌肿疡溃疡之视药（敷药）（刮去脓血）杀（蚀去恶肉）之齐（剂）”，还提到“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及“五色”的视诊等，都反映了当时皮肤病的诊治情况。
春秋战国至秦汉三国时期，对皮肤病的认识增多，积累了经验并奠定了理论基础。《墨子》记有朝氏发生黧黑斑故事，《韩非子》提到“痤”及其治疗，《庄子·逍遥游》记有：“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 世世以洴澼澼为事”(宋人因为有防治手足皲裂的药，故世世从事漂洗细絮而不病)，这是我国防治职业性皮肤病的最早记述。《庄子》中不少篇章关于“疠”（麻风）的喻解以及《战国策》记有豫让“漆身为厉，灭须去眉，以变其容”的故事，都说明在当时对麻风病已比较熟悉；而漆身为厉还表明：由大漆引起的皮炎。我国最古的博物志《山海经》中，出现的皮肤病名有： 疠、痈、疽、疣、痤、白癣、肿、疥、螫、骚等十种，相应的防治药物有20多种，还提到悦容如灭瘢。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所包含的皮肤病有： 巢者（体臭）、夕下、身疕（皮肤疮疡），疣、白处方（白癜风）、螟病（麻风），朐痒（寄生虫所致之肛门瘙痒症），痈、疽，干瘙、痂（疥癣），𩮥（大漆皮炎）、瘃（冻疮）、（痤疮）、𧓽(蝎伤)、蛭食（蚂蝗类咬伤），蠸者（毒虫螫伤）等十七种，还有记载治疗皮肤病的处方多首，尤其是治疗疥癣使用了雄黄（砷剂）和水银（汞剂），在世界上是领先的。武威汉代医简中有十二枚简及86号简牍涉及皮肤病，有痂、痈、汤火烧伤、冻疮、大风（麻风）、阴囊瘙痒等；其中68简及86号甲乙木牍为治疗麻风方。从《五十二病方》到武威汉代医简可以看出： 我国人民在和麻风及其它皮肤病的斗争中，已积累了更多的经验，药物方剂已由单味药发展为复方，并且有了一些辨证施治的思想萌芽。
《黄帝内经》一书问世，为祖国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皮肤”这个词，是《内经》里最早出现的。《素问》、《灵枢》的许多篇章，均多次提到皮肤、皮毛，以及涉及与皮肤及皮肤附属器有关的解剖、生理、病理名词很多； 出现的皮肤科病名近三十种有：痤、疿（痱子）、大丁、皶、毛拔（脱发症）、痈疡、隐轸、疠风、大风（麻风）、疮疡、痒疹、疽、口糜、丹胗（热性病皮疹）、丹（丹毒）、痛痒疮、手坼（手皲裂）、疵废（黑斑）、多汗、爪恶（爪甲畸形）、鼠瘘（瘰疠性皮肤结核）、肬（疣）、指痂疥、瘃（冻疮）、脱疽（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皮痹、皮肤疡溃、唇揭（口唇剥脱）、唇漯（唇炎）等等。尤其是《内经》阐发了有关皮肤和皮肤病的许多观点，如《素问·上古天真论》就记载了毛发的生理和内脏的关系：“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发始坠，六七发始白……。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八八则齿发去……。”指出毛发长坠，面肤润枯与身体壮弱脏器盛衰的关系。该书还论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对皮肤病实践的指导意义。指出治疗皮肤病应当“必求其本”，追寻疾病根源。还指出皮肤病与全身的密切关系，它往往是全身病的最初的或外部的表现，而皮肤病本身对全身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有“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在《生气通天论》和其它篇章，论述了皮肤病的原因以及皮肤病的发生与四时气候变化等外界环境关系密切。如谓“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汗出见湿，乃生痤疿，高梁之变，足生大丁。”《气交变大论》篇还指出因暑热火气反盛而致“病寒热疮疡疿胗痈痤”。《内经》的这些论述，说明当时所具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疾病观，对疾病原因的许多解释，从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一定价值。在《内经》中还贯穿有预防思想，指出身体强健对免除皮肤病的重要性，曰： “清净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内经》对麻风等病也有记述“疠者，有荣气热肘，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疠风。”(《素问·风论》)。还指出“病大风，须眉坠，名曰大风。”等等。至于对皮肤病的治疗方法，多用砭石、灸𤋲等， 对肌肉麻痹者已知应用按摩。
公元二世纪东汉张机（仲景）所著《金匮要略》中记述的“浸淫疮”，以黄连粉主治，可能是脓疱疮一类疾病。还记载有隐疹等。
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我国皮肤病的理论和技术进步很快。晋·葛洪所著《肘后方》，引述皮肤病达四十余种，其所描述之“沙虱毒”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认识恙虫病的报道。 他还首先记载了䐔病（类似局部化脓感染）、恶脉病（类似急性淋巴管炎）、恶核病（类似急性淋巴结炎）、恶肉病（类似皮肤新生物）以及阴疮、阴蚀、阴痒等，他还描述了类似皮肤炭疽及血吸虫尾蚴皮炎的感染及病症，在治疗学上倡用民间简易疗法，且有所创新，如烧铁烙法治疗恶肉病等。我国最早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中记载的皮肤病约二十多种。痈疽是该书的重点内容。他首先指出以局部有无波动感作为辨脓指征，还叙述了脓肿的引流法。隋·巢元方所撰《诸病源候论》对皮肤病的论述在广度和深度都有很大发展。全书五十卷，有十五卷专论或涉及皮肤疾患，列述成人皮肤病证达100余种，小儿皮肤病近40种，还叙述了妇女所患皮肤病，他第一次相当正确地论述了各种皮肤病的病因、症状和病理，例如漆疮指出有轻重不同类型，更指出“人有秉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和“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也”，说明此种皮炎与个人机体免疫状况有关。对疥疮说明有：“湿疥者小疮皮薄，常有汁去，并皆有虫，人往往以针头挑得，状如水内虫”，已经观察到疥虫的存在。对麻风病的症状及不同型的表现都有描述，对病因，提出了“毒虫”之说，较之过去认为由“风”引起的观点是一发展。 该书卷二中有风瘙身体隐轸轸候、风㾦㿔候等，即是荨麻疹类的记述，描写了病因和疹形，区分为赤轸（相当于红色荨麻疹）和白轸（相当于陶瓷色荨麻疹）。风瘙痒候、风痒候是皮肤瘙痒症。卷四虚劳阴下痒湿候、虚劳阴疮候，均描述阴部瘙痒症甚或阴部湿疹等。卷二十七发毛病诸候，包括有须发脱秃落、令生髭、白发、长发、令发润泽、发黄、须黄、令生眉毛、火烧处发不生、令毛发不生、白秃、赤秃、鬼䑛头等十三候； 其中如白秃候为“在头生疮，有虫，白痂甚痒，其上发并秃落不生，故谓之白秃”；赤秃候为“发秃落，无白痂，有计，皮赤而痒，故谓之赤秃”。前者可能是头癣（黄癣），后者可能是湿疹。在面体病诸候中相当逼真地描述了蛇身、面皰、酒皶等。卷35几乎全是皮肤部，如癣、干癣、湿癣、风癣，还有夏日沸烂疮等湿疹类皮肤病，并且还首先记述了鼠乳（类似传染性软疣）、黄汗、血汗等。该书是公元610年的作品，它表明我国那时已经对皮肤病有了相当精确的认识。
唐代孙思邈所著《千金方》论述皮肤病病种与《巢氏病源》相近，但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有发展。他依据治疗功效对药物进行分类，有关皮肤病者分为止汗、止痒、痛肿、治风、悦面等类。孙氏还从保健防护到治疗处方，全面详尽地专题论述了小儿皮肤病学。他曾亲自诊疗麻风患者600余人，被誉为我国第一位麻风病专家。孙氏很注意从民间和朝野各方面人士中收集验方，并且从外国学者及兄弟民族医中吸取养料，极大地丰富了皮肤科症状学内容。他还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唐以前沿用猪胰、澡豆等去垢护肤的传统经验，创制和应用许多灭瘢、悦面药方，澡豆方有十五个，还有面脂，面膏、面粉等60多种，在治疗面部体表皮肤病方面留下宝贵遗产。
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中除收有《病源》、《千金》主要内容外，最为宝贵的是辑录了盛唐以前近七十家方书的资料，其中有许多佚失文献，包含丰富的皮肤病内容，赖此书保存。其中有各种外治法和各种中草药制剂，还有我国古代采用过的泥疗法，蜡疗法，冷冻疗法，拔甲术以及沐头、生发、香衣、祛污、美容、护肤方。
从宋代以至鸦片战争前，我国皮肤病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发展的特点之一是进行大规模的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大型方书、全书、类书先后问世，使历代医家实践经验和学术理论得以总结和提高，其中整理了大量的皮肤病内容，增补了许多新经验和观点，皮肤病的知识也广为传播和普及。这个时期学术探讨空气浓厚，理论上也有发展，如宋·陈无择的《三因论治》，金元四大家的产生，明·薛己、张景岳的温补学说等，对皮肤病的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关于麻风病因，自陈无择开始，提出疠风“虽名曰风，未必皆因风”，认为“亦有传染者”，将传染作为致病因素之一。宋淳化三年(992年)王怀隐等所编撰之《太平圣惠方》100卷，搜集了十世纪以前的医书资料，对皮肤病虽无突出见解，但却包罗很全，且每病附有很多治方。十二世纪问世的《圣济总录》及以后的一些大型方书也有这样的特点。另外是这期间相继问世的外科专著中，都有相当丰富的皮肤病内容。宋·陈自明的《外科精要》对化脓性皮肤病体会颇深，治疗上注意扶正固本。元·齐德之的《外科精义》在“论疮肿诊候”中指出外科病包括皮肤疾患在内，不能孤立的只看外表，不能只是“专攻外治”，应当注意病人全身情况。该书对疮肿的诊断和鉴别诊断，疖、痈、疽的区别，疖与疮初期宜灸的理论等均有独到见解。明·薛己的《外科发挥》、《外科枢要》，明·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和王肯堂的《外科准绳》等也都有专卷叙述了皮肤病。汪机的《外科理例》强调学好基础理论，并出现“脓皰疮”之名。申斗垣的《外科启玄》所列皮肤病附有图式，并记载了“日晒疮”。而记载皮肤病最多的当推陈实功所著《外科正宗》。该书以“列证最详，论治最精”见称，附有歌括和临床病案。该书卷二述有“毒中三阳”之证，颇似与光感有关之疾患。清·祁坤的《外科大成》以解剖部位分类，论述皮肤病达八十多种，辨证详尽，治法丰富，“白疕”等病名多为本书倡用，《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许多内容依此书为蓝本编辑而成。王维德的《外科全生集》贡献秘方甚多，其首创之“阳和汤”对皮肤科某些疾患如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治疗也是可贵的发明。另外梅毒、麻风等皮肤科专书相继出现，也是皮肤科水平进一步提高的重要标志。《黴疮秘录》系明代梅毒学家陈司成所著。该书对梅毒的原因、症状有详细论述，对本病各期特点，特别是胎传梅毒都有仔细的观察和认识。此外并有典型的29个病例治验报告，提出用“生生乳”（砷剂）治疗梅毒。该书被誉为我国第一部叙述完善的梅毒专书。麻风专书有《解围元薮》、《疠疡机要》、《疯门全书》等。《解围元薮》乃明代沈之问撰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沈氏肯定麻风是“传染所袭”，因此，“滋蔓于世，相感而生。”对传染途径和流行均有深刻认识，并最早提出给接触者和幼童预防服药的观点。沈氏提出对麻风按六经辨证，治疗偏重于攻毒，认为“祛风、泄火、杀虫、排毒为先。”积其祖孙三世经验和本人三十年实践验证结果，推荐了249首处方，分别不同情况时选用。尤其是他总结应用大枫子治疗麻风的新经验，否定了前人认为服用大枫子可致“瞽目”（失明）的说法。《疠疡机要》乃明代薛己撰，他提出麻风应分作本证、变证、兼证等类型，强调鉴别诊断，指出“类证乃类似麻风而实非麻风”。治疗上强调扶正，重视八纲辨证。《疯门全书》乃清代肖晓亭于嘉庆元年(1796年)撰成，他对麻风之传染性认识相当明确，不同意此病必定复发或不能根除之说。辨证方面兼用八纲辨证和脏腑辨证，而倾向于以八纲辨证为主，并强调活血。
鸦片战争后的清朝和民国时期，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政治腐败，经济凋蔽，以致疫病流行，传染性皮肤病猖獗，性病感染甚至威胁到某些少数民族人口的繁衍。麻风病由于缺医少药，蔓延流行，临全国解放时，据不完全统计，患者已达50万人左右。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根本改变了上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