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大辞典︱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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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们中国有着五千多年丰富的伦理道德和其他文化，这是个基本事实，不管人们对它持什么态度，珍视还是鄙夷，汲取还是抛弃，谁也否定不了它的客观存在。它的影响不仅存在于社会现实生活的种种现象中，而且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心底里；不仅存在于尊重和赞赏它的人的心目中，而且也潜伏在那些轻视甚至痛恨它的人的灵魂里。从五四运动以来，人们不断地(虽然时高时低)讨论中国伦理道德与西方的差异，比短较长，研究如何对待它，这个讨论看来还会持续一、二百年，至少要到下个世纪。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它的极端重要，正如人们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一样，我们炎黄子孙谁也摆脱不了它的影响。 　事实一再证明，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的文化遗产，包括伦理道德遗产，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影响着我们的道德人格建设和全面发展，从大处讲，它也影响着我们国家的方针大政，影响到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我们以为不论多么高地评价它的意义都不过分。然而我们也强烈地感觉到，在讨论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其他文化的时候，现在有些人或以偏概全，或浅见辄止，或言不及义，或游谈无根。这一方面是因为许多年来人们忽视了对它的学习，似乎觉得外国的东西比中国的还要熟悉亲切些，这种现象虽然未足厚非，但总是个遗憾；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学习我国的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其他文化存在着许多困难，不仅有语言文字的障碍，也有由于历代典籍的浩繁，找不胜找等困难。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并掌握我国伦理道德的历史和全貌，我们编撰了这本《中国伦理大辞典》，从浩如烟海的古现代书籍和史实中，把有关的内容爬梳出来，并加以简单地评介，在编撰本书时，我们力求全面系统，不仅写了古代，而且用了很大篇幅写近现代，甚至当代；不但写了汉族的，而且力所能及地搜集并写了许多少数民族的；不仅写了一般的道德理论，而且还写到涉及伦理道德的不少思想、风俗习惯，写了文艺、医学、军事、科技中的道德问题。我们相信，认真阅读这本书，就能够对我国伦理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它的主要流派、典籍、思想家、历史事件直到现今的发展状况等，有个比较详细的了解；就能对我国几千年来不同时期人们的道德关系、道德原则和规范、道德范畴、道德理想、道德教育和修养，有一个全面系统地掌握。在编撰本书时，我们的撰稿者翻阅了古今中外的大量原始资料，包括现在海外的一些资料，力求科学准确、态度公允、材料丰富，能够反映和概括这方面的最新成果。当然，以我们的才力和时间等条件，很难达到理想的水平，肯定会出现条目选择不够适宜，解释不够准确深刻，评价不够公允恰当等弊病，我们热切地期待着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 　这本《中国伦理大辞典》最早是由于忠智等几位同志发起，1986年春在北京紫竹院酝酿写作计划，以后编委们相继开了天津会议、长沙会议、北京会议，组织班子、确定词条框架、检查写作状况。去年夏，部分编委集中到沈阳，又修改稿子20余天，直到今年初我们再到沈阳定稿，前后经历了三个寒暑，集中了80多位作者的辛勤努力，才写成现在的样子。事非经过不知难，我们深深地感谢各位撰稿人所付出的巨大劳动，这本书里处处凝结着他们的汗珠和心血。 　辽宁人民出版社目识宏远，魄力巨大，在当前出版事业遇到如此困难的时刻，决定此书作为重点书出版，不计嬴亏，表现了对祖国文化的爱护和对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关心。王志华、袁英莲、朱枫等同志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劳动，特别是朱枫同志，几年来，她几次到北京、长沙等地，定方针、看稿子，事无巨细，无不尽力而为。没有她们的努力，这本书也写不成。辛德增同志为本书的设计、编排作了很多工作，花了大量劳动。另外，辽宁青年干部学院、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等单位和天津、陕西等省市的许多同志，对本书的写作出版也给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使我们难以忘怀。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陈瑛 许启贤 　1989年元月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