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发展与哲学思想

中医的发展与哲学思想系指古代中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与任何科学一样，中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总要受哲学思想的指导。由于医学与社会科学的内在联系，社会意识形态必然影响着医学思想及其理论内容，因而中医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以某种哲学（社会意识形态）为方法论和指导思想来分析医药经验进行理论总结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哲学思想十分丰富，它们对医学发展的影响也非常显著。如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思想，秦汉时期的道家思想，汉武以后的儒家思想，魏晋以后的佛教思想，宋明时期的理学思想等等，在历史上各时期对中医学术都有重要影响，甚至它们的某些内容也直接被引进医学领域，成为中医理论的组成部分。
哲学发展中始终有唯物论与唯心论两种思想的矛盾，影响到医学领域也就出现种种发展方向性的矛盾。如晋代服石与反服石的矛盾，宋元时期运气论与反运气论的矛盾，明清时期崇古尊经与实践革新的矛盾等等，就是各该历史条件下唯物论与唯心论矛盾在医学理论与实践中的反映。
由于各派哲学自然观、社会观的性质（唯物或唯心）不同，所以对中医影响的内容就有差异。如历代唯心主义把阴阳五行说成是先于物质的“天志”或“天理”； 把阴阳的对立统一关系看成是“阳尊阴卑”的主从关系； 把物质世界相生相克的联系看作是“比相生而间相胜”的单方向的机械循环； 把社会的历史的现象曲解成为 “天人合一”、“人副天数”等自然的永恒的规律。这些影响到医学，构成各时代医学理论的消极影响。而历代唯物主义则把阴阳五行看作自然的客观规律；肯定阴阳矛盾的普遍存在；肯定自然界相生相克的普遍联系；肯定人的能动作用；因而承认发展变化，敢于实践革新。这对指导医学理论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各派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实际上与医学的联系不同，所以对医学影响也有不同。如儒家思想，虽然涉及人体生命等自然观方面较少，其伦理道德等社会观内容居多，但由于它长期间占统治地位，所以对医学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内容有益于医学进步，而其消积内容则有碍于医学发展。如“仁”、“爱人”等基本思想反映到医学上强调了“医仁术也”，这对历代提倡医德都起到了十分良好的作用。然而儒家思想中大量的封建礼教、尊经法古、思辨主义等，则损害了医学的发展。
总之，中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哲学思想是紧密联系的，并总是受哲学思想的指导。就传统的中医理论体系而言，以阴阳五行学说、道家思想和理学思想对古代医学的影响最为显著。
阴阳五行学说 自战国邹衍创阴阳学派以后，这一学说始终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思想的斗争中发展着的。先秦医家运用阴阳五行这种哲学逻辑，总结了丰富的医药经验，其影响集中地体现在《黄帝内经》一书中。《内经》所引进的阴阳五行学说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首先，它唯物主义地解释了哲学基本问题。《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里说的“道”和“纲纪”主要含意是规律，而“父母”、“本始” 、“府”则明显的意味着本源。这样，把阴阳五行看作是天地万物发展、变化、消亡的物质本源，当然是唯物主义的。说阴阳五行是“神明”之府，而没有把二者并列起来，表明它不是唯心论，也不是二元论，而是以物质为第一性，精神为第二性的唯物论。《五脏别论》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表明它与神学唯心论是不能相容的。其次，《内经》用阴阳五行学说概括了人体矛盾及其变化规律。《内经》把整体脏腑看成一大矛盾，即“藏而不泻”与“泻而不藏”的对立统一。它把医学上生理、病理、诊疗和方药的一切方面都用阴阳五行学概括起来。如生理上：“阳化气，阴成形”；病理上： “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 诊断上： “察色按脉，先别阴阳”；治疗上：“阳病治阴，阴病治阳”等等。还以“相生”、“相克”概括脏腑联系、生理活动、病理变化以及为立法用药提供逻辑分析。总之，诊病就是分析矛盾，治病就是解决矛盾。《内经》一书这些矛盾观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再次，它也提到物质运动的无限性。《阴阳离合论》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意即客观现象是无穷尽的，但可以用阴阳来概括。《内经》还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上古天真论》虽有消极夸张的一面，但它从“法则天地”，“逆从阴阳”说到“提挈天地，把握阴阳。”这种观点，导致《内经》一书提出其它一系列合理见解。如《遗篇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上古天真论》也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志闲而少欲，必安而不惧”，“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等等，这些正是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能动地预防和战胜疾病，从而形成了中医学“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积极思想。
五行学说揭示出物质现象相生相克的普遍联系是它的合理内容。《内经》称作“五运”和“相生相胜”。相生即相互资生，相克即相互制约。王安石认为“其相生也，所以相继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洪范传》)。就是说，有相互资生，才有不断发展变化；又有相互制约，其变化才有规律。
总之，阴阳五行学说是《内经》一书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它对后世祖国医学的发展，一直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但阴阳五行学说毕竟是古代朴素的辨证法和朴素的唯物主义，它并没有完备的理论，也不能彻底解释宇宙。用之于医学，尚不能完善地解释人体生理、病理和诊疗的许多具体规律。
道家思想 道家是以先秦老子、庄子等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其思想体系丰富而复杂，又称老庄哲学。东汉以后，道家被宗教化而为道教，道教在后世的发展中分化为许多派别。道家的自然观有不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但也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其中包含有若干进步思想，但其基本方面即“黄老之术”则是保守的。道家的宗旨之一是追求长生不死，因此，比较重视人体生命和医药卫生，对养生、避世、清心、寡欲等也有所探索，企图用以保全生命。历史上道士多兼研究医术，成为著名的医药专家、养生专家。道家思想很自然地也对古代科学技术，特别对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有着明显的影响。
首先，道家的“精”、“气”、“神”等基本概念，被全部引进医学，并为古代医学奠定了唯物的理论基础。《老子》说“道”是万物之源。《庄子》说“道”就是“气”。反映道家思想的《管子·内业》说“精”就是“气之精者也”，“神”则是宇宙中流行的精气。“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列为星”。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都是精、气、神的存在形式。这些基本观点构成了古代医学人体学、生命学的基本理论内容，同《黄帝内经》精神气血津液的学说体系息息相关。这从《内经》的具体内容可以得到证实。如《灵枢·平人绝谷篇》说：“神者水谷之精气也”。《素问·六节脏象论》说：“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灵枢·本神篇》说：“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
其次，道家也开创了中医的养生学。道家认为保全自己生命方法从两个方面着手： 内在的是养生；外在的是避世。它提倡“无为”、“无欲”、“恬淡为止”等等，这些就构成古代养生学、预防医学的思想基础。《庄子》引《广成子》说：“必静必清，无劳汝精，乃可以长生，故圣人先之也”。另载“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样用“无我”达到“为我”。有此境界者，称为“圣人”、“真人”、“至人”。这些思想也被引进了医学的领域。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论述了保精养神、延年益寿之法，并按其修养水平分为真人、至人、圣人、贤人。同时强调恬淡虚无、不妄作劳等。《汤液醴醪论》载不可嗜欲无穷，以防止“神去”。《八正神明论》既强调“养神”，又强调养形： “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灵枢·本神篇》提出适寒温、和喜怒、节阴阳、调刚柔等一系列养生原则。
再次，道家还开创了炼丹术。炼丹术士最早出现在汉代，如李少君等。公元142年，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中的炼丹部分，是为世界最早的炼丹术文献。东汉在临证上已应用了腐蚀性化学药物“五毒药”。生活于三、四世纪间的著名道家葛洪曾进行了许多实验，有三十余种丹法，著《抱朴子》，是为炼丹化学之先声，促进了制药化学的发展。炼丹术于七、八世纪传入阿拉伯，经英国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 1214～1294年)把“仙丹”的观念传至拉丁语系国家。科学史家公认： 世界医药化学源于中国道家的炼丹术。
最后，道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促进了医学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经验的总结。《老子》一书曾提出大量的矛盾转化和质量变化关系的见解。如“曲则全，枉则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少则得，多则失”，“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等等，这种思想方法，也丰富了医学思想的内容。《素问·至真要大论》等许多篇章中提出的诸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上病下治，下病上治等一系列治疗原则，基本上是这些辩证法思想在医学理论与实践中的应用。
当然，由于道学思想的局限性，也给医学以消极影响。如道家“为我”世界观，既崇尚节欲，也可以发展为纵欲主义。后世道家，特别是魏晋玄学派士大夫们提倡纵欲主义唯我论，导致炼丹服石成风，也给医学的发展带来恶劣影响。隋朝道徒潘诞声言要用童男女胆汁、骨髓各三斛六升能炼成仙丹，十分野蛮。再由于道家相信地狱妖妄之说，这也影响到医学，古代长期专设咒禁等科，对医学发展也有所损害。
理学思想 理学兴于宋代，亦称“道学”。创始和代表人物有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为其集大成者。理学派建立起以发展孔孟“道统”、宣扬“性命义理”为中心内容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包括“理”一元论的宇宙观，“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学和“格物致知”、“格物穷理”的认识论。理学的另一派别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派。以宋代陆九渊、明代王守仁为著名代表。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心就是理，“心外无物”。在认识论上宣扬“明本心”、“致良知”、“穷此心”达到“穷此理”。程朱理学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打破了千余年传统观念的保守局面，虽曾一度被视为“伪学”而受压抑达一个世纪(1136～1227年宋廷施行道学党禁)，但终于被宋理宗发现为“千载绝学，始有指归”，最后升为国家哲学，并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的影响波及各个领域，确实其中也包括中医学。
首先，儒家新学派的崛起，推动了其它学术界提出新见解，探讨新问题，出现了学术上的活跃局面。在后世，导致在医学界形成一系列新的学术派别。所谓“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就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
其次，理学派在治学方法方面对中医学也有积极影响。朱熹强调“致知在格物”，“即物而穷其理”。格物既要广泛，又要深入，不能窥管而已或浅尝辄止。理学派应用的“纲目分类”法，作为治学方法而论，其内容是合理的，因而有益于整个自然科学的研究。后世一些著名医家就采用了这些方法，如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楼英著《医学纲目》，武之望著《济阴纲目》等。从李时珍到颜元等许多医家都明确反对“纸上猜度”、“思辨已耳”，强调并力行“格物致知”，注重实践的学风。
再次，《太极图说》把中医学中一系列基本概念规范化了。如“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阴变阳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这是在唯心主义的外衣下，对先秦以来关于阴阳、五行、四时、动静、乾坤、生命、万物等哲学范畴最系统化的一元论的阐述。它在事实上成为中医学术中阴阳五行的规范。此后医学著作家，大都是“参以太极之理”阐释《内经》和医学理论的。因此，既要吸取“太极之理”的合理内核，也要剥去其唯心主义的外衣。
最后，在理学影响下，医学上的运气学说也盛行起来了。唐代中期王冰对《内经》补入大论，出现了运气学说。但流行不广，影响较小。到北宋中期，邵雍著《皇极经世》，提出先天象数学，给五行、八卦配上数学，用以推论宇宙生成和推算古往今来治乱兴衰的命运。这种学说日渐流行，导致医学领域运气学说的盛行。运气学说认为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来申酉戌亥）司六气（风暑火燥湿寒）变化，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司五运（木火土金水）盛衰，六十年一个周期。从千支纪年推定“岁气”，由“岁气”预测发病并预定治则。1118年宋王朝颁布的《圣济总录》前三卷专论运气学说，太医局规定运气学说为医学生考试课，宋徽宗每年均颁布次年“运气”，易患何病，预定治法等等，其盛行之情况，从当时流行之“不知五运六气，读遍方书无济”可以想见。由于运气学说与辨证施治的精髓相互矛盾，因此自宋代以来不断引起中医学术界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