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咏物词风的差异

格雷斯·S·冯认为，就咏物词而言，北宋的词风率直而明确，南宋质实而矫饰。
在北宋，从苏轼到周邦彦，诗的表述(poetic vioce)始终不依附所咏之物。苏、周常常通篇拟人，把物提到人的层次。词人一面视物为人，一面表明自己即为抒情主体，在对物沉思。苏词尤其如此，他作为观察者而君临诗的世界，如咏杨花的《水龙吟》、咏红梅的《定风波》。周邦彦的咏物词也是通篇为抒情主体的表露，但有些作品出现了主客易位的现象。他在抒情自我与所咏之物之间。创造了一种移情式的应合。也就是说，通过主客的遭遇，种种微妙的主体情感被引发、被响应、最终被物所体现。例如，他的《六丑·落花》，开篇以春归哀叹人生苦短；接着，这一哀叹在落花中找到了对应物，便被拟为宫女，死而后葬；而且觅花的蜂蝶，故惹行客、似寻慰藉的无花长条，以及簪于巾帻的残英，回忆中恋人钗头盛开的鲜花，又进一步描述了词人的哀叹与渴望。
周词首开其端的人类感情的客观化，在南宋词人姜夔、吴文英、周密、张炎和王沂孙手里，发展到了顶点。咏物词变成了个人世界的隐喻，词人不再单纯描绘事物，而是要借物寓情。这样，咏物词必然走向暖昧与晦涩，即使对于某物的常见典故与知识，在特定的上下文里，其含义也令人难以捉摸。在南宋末年，咏物词人确实也有描摹细物或即席应景之作，但其中大多呈现着强烈的主观倾向。所咏之物仅仅是词人借以编织怀旧、沉思或幽情的媒介。还有一些，词人的主观表露则全然消失，物我壁垒不复存在，词人之我纯由物来体现。创作后一种词的代表人物是吴文英。他并非在模仿层次上逼真写物，而是以自己借物寓情的冲动为结撰原则，将咏物细节与人事、情感融为一个有机整体。这样的咏物词不仅有高度复杂的指涉结构，而措词委折，曲包真意，结果产生了致密的肌质和密实的蕴含。因此，在南宋咏物词的发展史上，吴文英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见《吴文英和南宋词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