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孤岛”文学

抗日战争初期上海外国“租界”地区的文学活动。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后，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公共租界”的英美控制地区和“法租界”地区，成为陷于日军占领区包围之中的“孤岛”。这一时期的上海进步文学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爱国运动和文艺宣传活动，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成为中国抗战文学运动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翼。

在“孤岛”文学中，成绩较为突出的是杂文和报告文学。巴人、柯灵、唐弢、周木斋等人，形成“鲁迅风”杂文家群体，他们常用犀利的笔锋，淋漓尽致地揭露和鞭挞民族败类的丑恶嘴脸。其中巴人以多种笔名，发表大量杂文，成绩尤为突出。这时期报告文学的创作十分活跃，各报刊登载了为数众多的报告文学作品，迅速及时地报道了当时上海发生的大小事件。1939年，由梅益、戴平万、林淡秋、杨帆等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主持编辑出版了报告文学集《上海一日》。小说创作方面，以短篇小说为主，但长篇创作亦硕果累累，有巴金的《火》、师陀的《马兰》和《无望村的馆主》、谷斯范的《新水浒》、程造之的《地下》、程小青的《雨过天青》等。此外，杨刚、关露等人的诗歌，何为、郑振铎、柯灵、王统照等人的散文，也都别具一格，很受读者欢迎。戏剧创作在这时期也相当活跃。其中成绩最为显著的是魏如晦(阿英)和于伶。阿英创作的《碧血花》、《葛嫩娘》、《海国英雄》等历史剧，密切配合现实的斗争，极大地鼓舞了上海人民的爱国热情。于伶的剧作则以迅速反映“孤岛”现实见长，他的《夜上海》被誉为“孤岛上海的史诗”。独幕剧在当时也很繁荣，于伶、宋之的、蒋旂等人的剧作，对宣传抗战、反对卖国起了积极的作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主要有苏苏(钟望阳)、贺宜、包蕾等作家，其中苏苏的《小癞痢》、《新木偶奇遇记》影响较大。

“孤岛”时期出版的各种文学丛刊、期刊和副刊不下百种。《鲁迅风》、《文艺新闻》、《宇宙风乙刊》、《杂文丛刊》以及《译报·爝火》、《文汇报·世纪风》、《大美报·浅草》等，都是有广泛影响的报刊。郑振铎、王任叔等主编出版了“大时代文艺丛书”。这时期，还出版了20卷本的《鲁迅全集》和单行本《鲁迅三十年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方面，主要有耿济之的俄国文学作品译作、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以及胡愈之等人翻译的《西行漫记》(斯诺原作)等。“孤岛”文坛曾开展了一系列的文艺论争或讨论，如关于“鲁迅风”杂文的论争、关于梁实秋的文艺“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论争等。上海“孤岛”文学是30年代左翼文学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它又为抗战文艺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上海“孤岛”文学shanghai gudao wenxue

从1937年11月上海四周沦陷后，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爆发，在长达四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留在上海的一批进步作家和爱国的文化工作者，团结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周围，利用英法等国的“租界”这个特殊环境，继续开展各种公开和隐蔽的抗日文艺活动，人们把这时期的文学习惯地称之为上海“孤岛”文学。当时老作家愈战愈强，新作家层出不穷，比较活跃的文学家有夏衍、于伶、阿英、柯灵、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陈望道、梅益、王任叔等，崭露头角的则有蓝烟、包文棣、何为、徐微、洛雨、华铃等人。创作上以历史剧和杂文创作成就最高。于伶的《夜上海》、《花溅泪》和历史剧《大明英烈传》，阿英的历史剧《明末遗恨》等，上演后发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杂文创作在那时很风行，并创办了以发表杂文为主的刊物《杂文丛刊》和《鲁迅风》，还由《文汇报》出版过六作者的杂文合集《边鼓集》，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杂文方面，还出现过巴人（王任叔）与阿英之间关于“鲁迅风”杂文的论争。这时期，在艰难的条件和恶劣的政治气候下，他们仍出版了《鲁迅全集》、《鲁迅三十年集》、《西行漫记》等重要著作及方志敏和瞿秋白的著译，而且还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豢养的汉奸文人鼓吹的以“奴化教育”和色情内容为特色的“大东亚文学”与“和平文学”展开了批判。上海“孤岛”文学取得了重大成就，成为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保存了一批重要的文学史料，为现今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条件。上海“孤岛”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尤其是在中国现代戏剧和杂文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