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

书名。法家的重要著作。全书五十五篇，大部分是战国韩非自著，少数篇章为后人增补或由他书窜入。汉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说：“《韩子》五十五篇。名非，韩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杀之。”并将其列为“法家”。汉王充《论衡·非韩篇》说：“韩子之术，明法尚功。贤，无益于国不加赏；不肖，无害于治不施罚。责功重赏，任刑用诛。故其论儒也，谓之‘不耕而食’，比之于一蠢，论有益与无益也。……夫韩子所尚者，法度也。人为善，法度赏之；恶，法度罚之。虽不闻善恶于外，善恶有所制矣。”今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说：“韩非吸取了老子、稷下唯物派和荀子的自然观，把法家的唯物主义思想更加充实起来。他也综合了以前法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提出了一个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的历史观，以为社会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他的哲学和社会思想是先秦法家思想的总结”;“他的学说标志着古代奴隶制的终结和封建势力的胜利，集中地反映了战国末年即将到来封建统一大帝国的要求。”郭沫若认为：严格地说，韩非应该称为“法术家”，“在秦以前，法与术有别，《韩非》书《定法篇》言‘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韩非则兼而有之”;韩非个人在思想上的成就，最重要的似乎是在把老子的形而上观，接上了墨子的政治独裁的这一点。他把墨子的尊天明鬼，兼爱尚贤，扬弃了，而特别把尚同、非命、非乐、非儒的一部分发展到了极端。非命是主张强力疾作的，《韩非》全书是对于力的讴歌。”(《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今人张少康《先秦诸子的文艺观》说：“韩非的文艺思想，从批判儒家的《诗》、《书》、《礼》、《乐》来说，和商鞅有比较一致的地方”，“他认为儒家的文学和游侠的武术，都是违反‘法治’原则的，是导致国家混乱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坚决反对仁义之说，不用文学之士”，“韩非是主张‘法治’，而反对儒家的‘德治’的。在儒家学说中，文艺(诗和乐)是进行‘德治’的重要手段。所以，韩非就把文艺看作破坏‘法治’的东西而加以反对”，“韩非文艺思想的核心，是强调文艺应该以功用为标准，要以能否对‘法治’起作用来衡量’;“韩非从‘以功用为之的彀’的文艺思想出发。在对待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关系上，是重视内容而不大讲究形式之美的，是重质而不重文的……片面地追求形式之美，形式不能为内容服务，这是不对的。韩非反对这种倾向是正确的，它对后代反对形式主义文风曾起了积极作用。但是，韩非没有看到形式和内容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完全否定形式美的作用，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不利的。”《韩非子》一书的主要内容在于阐述韩非的刑名法术之学。韩非是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他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而加以发展，主张因时制宜，强调法治和君主集权，提出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统治之策，对后世影响很大。该书在写作上总的特点是：逻辑严密，议论透辟，锋芒犀利，深刻明切，具有严峻峭拔的风格；善于运用寓言故事来阐明事理，形象生动，切中要害，读之颇有刻骨铭心之感，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通行的注本有：清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今人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今人梁启雄的《韩非子浅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