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作期

关于屈原《九歌》的写作年代，学术界共有五种看法：一、早年得志之作。郭沫若《屈原赋今译》：“由歌辞的清新、调子的愉快来说，我们可以断定《九歌》是屈原未失意时的作品。”陈子展《〈楚辞·九歌〉之全面观察及其篇义分析》亦认为《九歌》是屈原居郢都、任左徒时所作，是“早期的作品”(1979年第四辑《中华文史论丛》)。二、作于怀王十七年或顷襄王十八年。马其昶《屈赋微》说《九歌》是屈原承怀王命而作，其根据是《汉书·郊祀志》载谷永语：“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而对此申说、发挥者有游国恩。他说：“我想楚怀王既然‘隆祭祀，事鬼神’，自然需要一套祭歌。如果这件事在怀王十七八年屈原还被信任的时候，那么《九歌》的写定就非屈原莫属，而写定的时间也就有线索可探寻了。”(《屈原》)孙常叙《〈楚辞·九歌>十一章的整体关系》认为“《九歌》就是在丹阳败后蓝田战前，楚怀王为了战胜秦军，祠祭东皇太一，命屈原而作的”，并将作期定为怀王十七年(1978年创刊号、第二期《社会科学战线》)。孙作云《秦（诅楚文）释要——兼论〈九歌)的写作年代》通过对《诅楚文》的分析，并参以当时秦楚各国情况，认为《九歌》写作应在楚怀王十七年，即公元前312年楚秦大战的时候(1982年第一期《河南师大学报》)。又，周文康《“<九歌>承王命作于怀王十七年说”质疑》根据岁星运行规律和楚国当时情况、屈原当时处境以及《九歌》与《涉江》句式比较，不同意孙常叙说，而认为《九歌》作于顷襄王十八年(1983年第三期《扬州师院学报》)。三、被谗疏远后作。王夫之《楚辞通释》：“《九歌》应亦怀王时作，原时不用，退居汉北。”四、放逐后作。王逸《楚辞章句》“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宋代洪兴祖、朱熹，清代戴震等亦持此说，当代学者周勋初《九歌新考》提出：“根据东皇太一一名出现的年代，以及《山鬼》等文中自然背景的描写，可知屈原的写作《九歌》，已在顷襄王时迁谪江南之后。这时他在政治上的斗争已告失败，而创作才能正极旺盛，因此，产生了这一组文彩斐然的作品，而又笼罩着一层惆怅失意的情调。”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也认为晚期说比较可信，理由为：1.《九歌》中有的篇目写沅湘之景有非常浓厚的地方色彩；2.《九歌》欢愉之词少，而幽眇之词多，有些地方若隐若现地写了一些身世之感。五、非一时之作。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认为《九歌》“未必同时作也”。聂石樵《屈原论稿》：“从《九歌》的内容看，它描写的方面很广，既有南方的沅湘，也有北方的黄河和西方的巫山，并且包括各种神祇。要描写、加工的素材这样广阔，必需经过一个搜集整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比较长，因此它不是一时一地之作，但最后写定应是在顷襄王时被放逐到江南以后。”王晓波《<楚辞·九歌>的写作年代辨析》认为《九歌》十一篇，其中作于放逐以后的，除蒋骥认为的《国殇》、《大司命》、《少司命》、《山鬼》、《河伯》外，还应有《湘君》、《湘夫人》，其它几篇为早年之作(1983年第四期《四川大学学报》)。姜亮夫、姜昆武《屈原与楚辞》也认为，《九歌》不是一时一之作，既然是屈原对沅湘民间祭歌的加工、创作、改制，他必然有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搜集、整理、创作的酝酿过程。加之吟咏之中的忧愁幽思的情绪，说明它的写定不大可能是屈原早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