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之比托

关于《九歌》的思想内容，古今学者共有以下五种观点：一、讽谏说。王逸《楚辞章句》：“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朱熹《楚辞集注》：“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戴震《屈原赋注》则张扬王、朱二说且篇篇落实，如云：“昭诚敬，作《东皇太一》；怀幽思，作《云中君》，盖以况事君精忠也；致怨慕，作《湘君》、《湘夫人》，况己之弃于人世，犹巫之致神，而神不顾也”，等等。至于张惠言《七十家赋抄·九歌》、王闿运《楚辞释》，则更是与屈原生平比附，穿凿牵强。二、无讽谏说。游国恩《屈原作品介绍》：“《九歌》既为祭歌，所以它的内容不外叙述有关祭神的事。”(1953年6月15日《光明日报》)陈子展认为：“其中没有放逐的感愤，没有特意讽谏的意思”(《楚辞直解》)。三、自白说。林云铭《楚辞灯》：“总因竭忠被斥，无所控诉，不得已求之于神，冀有以自白其心”，并认为《九歌》是《九章》之变调。何敬群《楚辞九歌诠释》：“《九歌》之词，实为屈原借题发挥、自写劳愁之作”(《香港浸会学院学报》第四卷第一期)。谭介甫《屈赋新编》认为《九歌》是屈原“寄托着思想上的观点来表达他个人的情绪，也借以发泄其胸中所蕴藏的不平之气罢了。”孙元璋《九歌思想内容简论》认为《九歌》十一篇，“开头、结尾两篇是抒写诗人对楚国的诚挚的希望和美好的祝愿”，“其余九篇则是以诗人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为线索逐步展开的”(《文学评论丛刊》第十八辑)。曹大中提出：“《九歌》中所有失恋的女神女鬼，都是屈原的自我写照。”(1989年第三期《湖南师大学报》)四、有寄托，但在隐约即离之间，不可句句指实，不可刻意诛求。汪瑗《楚辞集解》：“《九歌》之作，如今之乐府然也。屈子不过借此题目，寓人事于天道以写己之意耳。读者不以词害意可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九歌》之托意君臣，在隐约即离之际，盖属目无形者，或见其意之所存，况睹其形之似者乎？”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提出：“既要肯定《九歌》有诗人社会理想、美学理想的深层寓寄，有诗人爱国家、爱民众、爱乡土、爱淳俗、爱‘纯情’的情思的自然流露，但又不能刻意诛求，无限上纲，拼命拔高，也不能把辞中诸神所表露的思想感情简单说成就是作者的想法，或将诸神所处的‘情景’与作者的遭际作机械的比附。”金开诚《九歌的性质与作用》认为，《九歌》中有屈子思想、性格、情感、意趣的自然流露，但不是屈原有意要借《九歌》来表现自己的经历与遭遇、怨愤与企求(《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年第二期)。潘啸龙《九歌六论》认为，诗人之作《九歌》，全从“俗人祭祀之礼”立意，并非抒写个人的身世遭际，只是在抒写人们与神灵交接、离合的情思中，寄托了如马茂元先生所说的“一些最动人的经验和感觉”，是大多数人所经历过的那种深切动人的人生感喟(1986年第四期《中国社会科学》)。五、暴露说。徐迟《〈九歌〉——古代社会各阶级的画廊》认为：“《九歌》朴素地展开了我国古代春秋战国的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画廊上的一系列的画幅，真实地再现了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两大敌对阵营的尖锐对立”，认为东皇太一是“昏愦腐朽的帝王兼教主，最大的奴隶主，第一号的血腥统治者”；云中君是第二号的统治者，是“反动阶级里的实权派，最顽固的当权者”；大司命是“古代社会里的黑帮”、“杀人不眨眼的司法官”；少司命是“一般的司法人员和警察兵”；东君是“一个正派的清明的奴隶主贵族”；山鬼“受到过主人的强占”，是“古代下层社会里的最鲜明的一个农奴形象”。(1982年第六期《长江文艺》)。徐氏的解说，尚永亮《这是什么样的“唯物史观”》认为不明本事，强作解人；歪曲文意，自我作古；主观臆测，牵强附会(1983年第一期《长江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