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词 | 《中国之命运》的发表 |
类别 | 中英文字词句释义及详细解析 |
释义 | 《中国之命运》的发表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是,蒋介石集团对国共合作始终没有诚意,从1939年到1941年,两度掀起反共高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进攻,结果虽均被粉碎,但他们仍未放弃反共的打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为了利用中国牵制日本,便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支持和军事、经济援助。1943年1月,英美两国分别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英平等新约”和“中美平等新约”。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声望和地位得到了一定提高。这时,蒋介石以为英美不会再干涉他发动反共攻势了,便决心利用改订新约后的有利形势,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年,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在欧洲战场上,苏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转入战略反攻;英美联军取得了北非战场和意大利战场上的胜利。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在中途岛战役后发起了对日军的战略进攻,日军节节败退,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在望。面对这种形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又喜又惧,“喜的是他们以为欧战解决,英美可以腾出手来替他们打日本,他们可以不费力气地搬回南京。惧的是三个法西斯国家一齐垮台,世界成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伟大解放时代,国民党的买办封建法西斯独裁政治,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的一个渺小的孤岛,他们惧怕自己‘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①为了避免“灭顶之灾”,蒋介石决心加紧反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之命运》出笼了。 早在1942年底,蒋介石就召见了曾跟随汪精卫叛国后又效力于国民政府的汉奸陶希圣,授意他起草一篇以反共反人民、强化专制独裁为主题的文章。1943年初,由陶希圣起草的文章经蒋介石数次修改后,已经发展为一本十余万字的书,在中英和中美新约签订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在《告全国军民》的广播词中披露了这本书的基本内容。3月10日,该书由重庆正中书局正式出版。 《中国之命运》共分为八章,包括:(一)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二)国耻的由来和革命的起源;(三)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四)由北伐到抗战;(五)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之重心;(六)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七)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八)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这本书把“抗战建国”作为纲领,抗战即要打败日本,建国也就是要解决共产党问题,建立一个封建地主买办的法西斯专政的中国。由于蒋介石认为抗日战争已经胜券在握,因此该书对抗日问题谈得很少,只设了两节来论述这个问题,而把重心放在了所谓“内政”问题上来。这本书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把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竭尽诬蔑、攻击之能事,对中华民族、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对所谓“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歪曲论述,极力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专制主义,集中体现了蒋介石集团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思想和政策,是其法西斯主义理论系统化的主要标志;确定了国民党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强化独裁专制统治的政策,为第三次反共高潮作思想和舆论准备;同时,这本书阐述了国民党在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从而成为抗战后期国民党一切举措的指导。 首先,《中国之命运》歪曲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鼓吹法西斯血统论和封建道德。 在开篇,《中国之命运》就用法西斯血统论的观点来解释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它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这些宗族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实同为一个民族,亦同为一个体系之一个种族。”②它把中华民族说成是单一民族的目的是宣扬大汉族主义,以此来掩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欺压少数民族的实质。在论述中华民族的历史时,该书竭力宣扬封建政治制度和文化。书中写道:中华民族“融合而成为一个民族”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扶持,而不是征服。”“至于各宗族历史上共同命运之造成,则由于我们中国固有的德性,足以维系各宗族内向的感情,足以协和各宗族固有的特性。”所谓“中国固有的德性”,就是中国的封建伦理道德,也就是所谓“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所谓“中国立国的纲维”:“礼义廉耻”。并说“在这八德和四维的熏陶之下,中华民族,立己则尽分而不渝,爱人则推己而不争。”“积五千年治乱兴亡,以成就我民族明廉知耻,忍辱负重的德性。”通过这样的论述和渲染,该书抹煞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斗争,对封建道德和统治秩序大加颂扬,力图为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独裁专制统治寻找依据。 其次,该书歪曲中国近百年来革命的历史,夸大签订新约的意义,借此诬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马列主义,攻击中国共产党,渲染三民主义,吹捧国民党蒋介石。 在这本书里,近代中国黑暗落后的原因仅被简单地归结为列强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对于造成这种落后的根本原因,该书并没有认真加以研究,它的真正用意在于借题发挥,大做关于不平等条约的文章。书中称不平等条约是“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大害”,是“革命建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废除不平等条约则是“国民革命”的主要任务。在此基础上,该书夸大了签订新约的意义,说它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是“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建国工作真正的开始”。这样,就抬高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身价和地位。书中以“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为题,极力颂扬封建统治理论,诬蔑和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马列主义。书中写道:“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在血统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社。两方面的系统都很分明,两方面的训练和教育,亦最为古来的贤哲所致力。由个人日常生活的箴规,推而至于家,则有家礼、有家法;推而至于族,则有族谱、有族规。在保甲则有保约,在乡社则有乡约和社规。”这些构成了国家“严肃整齐施政立教的基础。”“至于社会风气”,“精诚笃实,勤劳俭朴,崇礼尚义,明廉知耻”。这充分体现了蒋介石的封建复古主义思想。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马列主义,该书大加攻击,把它们说成是不平等条约带来的产物,是“英美思想和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书中还说:这样的学说“以某一外国的立场为立场,以某一外国的利益为利益,甚至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做爪牙”,“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对此要作“彻底改革”。为了给国民党蒋介石歌功颂德,这本书竭力歪曲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和国共合作的历史。它对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所给予的帮助只字不提,把国民党改组看成是国民党一党的成功;不承认“国共合作”,更不提“国共合作”领导开展北伐战争。它尽力诬蔑和诽谤共产党,胡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内部,在各种事实上,挑起了左右派系的冲突,对于一般国民和社会之间,则煽动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无端指责中国共产党“组织武力,割据地方,企图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是“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是“革命障碍”、“反革命”;要挟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声称“如果这样的武装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一日不能上轨道。”反过来,《中国之命运》极力渲染三民主义,无耻吹捧国民党,把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目的说成是“为求三民主义的实现,为策国民革命的进行,为保障我中国民族精神,为护卫我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德性”。并鼓吹“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中国革命。” 再次,《中国之命运》提出一个所谓的“建国方略”,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 书中声称: “建国的基本工作,在于教育、军事与经济合一”,“而求基本工作的完成,又必须就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五个要目,制定周详的方案,而使之实践力行。”具体而言,“心理建设”即“发扬民族固有精神”;“伦理建设”即“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扩充广大”;“社会建设”旨在实行以保甲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地方自治,这完全是封建社会组织的翻版;“政治建设”则坚持训政,提出“我国的政治建设必须在训政时期树立全民政治的基础”,以便在宪政时期使中国“臻于现代的民主国家”;至于“经济建设”,则以实现“民生主义”为目标,把进行工业化当作首要任务。书中说:“故心理建设与伦理建设,实为各项建设的起点。”这充分体现了国民党蒋介石封建买办法西斯的专制统治思想。为了强化这种封建买办法西斯专制统治思想,《中国之命运》极力鼓吹愚民哲学,宣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鼓吹封建专制制度,反对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极力渲染“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专制思想,鼓吹“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宣称“如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这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失败”,并号召成年人加入国民党,青年人加入三青团。 最后,《中国之命运》提出一个所谓中国“决定的关头”问题,实际就是反共反人民的行动计划。 书中扬言:“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的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也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言下之意是说只能采取军事行动了。书中又叫嚣:中国之命运的决定,“不出于这二年之中”,表明蒋介石即将发动反共攻势,准备在两年之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 《中国之命运》发表后,国民党当局强行要求各机关、团体、军队、学校阅读这本书。4月7日,国民政府文官处发出公函训示:“《中国之命运》一书,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各级党部、各大中学校、各战区、各级政治部及全体官兵等均应切实研讨和批评,限于六月底以前呈报中央,分别整理,转送汇编呈阅。”③在国民政府的强行命令下,国统区广大官兵及公教人员都“研读”了这本书,并将其“感想”“呈报”给国民党中央。一时间,国民党新闻媒介对此进行大力宣传,以《中国之命运》为主题的社论、读后感等文章充斥着国统区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广播、报刊,而这些文章无非是吹捧《中国之命运》,高唱着“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坏得很,没有存在的余地”等反动论调。在《中国之命运》的影响下,反共声浪甚嚣尘上。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解放区军民随时准备打击敢于来犯的国民党军队的同时,对蒋介石公开出版《中国之命运》,鼓吹法西斯理论、攻击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由刘少奇组织领导对这本书的批判。刘少奇召集在延安的理论界人士,包括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吕振羽、何思敬、齐燕铭、王学文、陈唯实等知名学者,部署批驳《中国之命运》的有关事宜。刘少奇指出:“《中国之命运》这本小册子公开抛出来,集中代表了蒋介石国民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向我们党进攻,坚持不消灭共产主义死不瞑目的顽固立场。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联日反共,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人要用笔杆子同蒋介石打一仗,批判蒋介石鼓吹的法西斯主义。中央要求你们仔细地看一看蒋介石的那本小册子,要知己知彼,才能写文章批判它。”④与会者达成了共识,在会上研究并落实了写文章批驳《中国之命运》的任务。7月20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指示南方局集中力量,“在中国人民面前、世界舆论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介石的封建买办的法西斯体系”⑤。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刘少奇的具体组织领导下,延安的共产党人以《解放日报》为主要阵地,发表了大量文章和社论,积极批判《中国之命运》,如毛泽东的《质问国民党》和《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道路》.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主义的愚民哲学》,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和《袁世凯再版》、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以及《中国思想界现有的中心任务》、《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等社论。从7月9日到10月5日,《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以批驳《中国之命运》为主题的12篇社论和10余篇长文。8月16日,周恩来对延安干部作了题为《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的长篇报告,系统地批判了蒋介石的思想体系、政策纲领和组织活动。在国统区,董必武也领导着中共南方局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企图消灭共产党、强化法西斯独裁统治的阴谋进行揭露和批判,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彻底消灭法西斯》、《彻底扑灭法西斯毒害》、《法西斯丧钟敲响了》等社论。 上述这些文章、社论及报告,从历史观、哲学观、伦理观、社会观等方面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批判,指出其实质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即“中国的法西斯”;“蒋介石的哲学思想是极端的唯心论”,他所提倡的力行哲学就是要人民盲目地服从他;其理论观就是宣扬封建的四维八德,然而,“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真是亡礼弃义、寡廉鲜耻”;他的历史观“是一套复古的封建思想,反映着浓厚的剥削阶级意识”;他的国家观,“是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实行新专制主义的个人独裁,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务统治”;他的政党观,鼓吹国民党是国家动脉、建国总机关,“要全国各党各派都统一溶化于蒋记国民党、蒋记三青团之内”;他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他的人民观,“完全是以之为牛马的”,他“口中的民权主义,早就没有民权”⑥。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之命运》的严厉批驳,从思想上有力地反击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揭露了蒋介石集团的法西斯主义实质,维护和宣传了马列主义,促进了抗战后期抗日民主斗争的发展。 对于《中国之命运》,国统区的中间势力也进行了谴责和批评。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积极批驳《中国之命运》所宣扬的法西斯专制主义,在军事上对国民党的反共攻势作了防备,国际国内舆论又强烈谴责国民政府,蒋介石因此陷入了困境,不得不停止闪击延安的军事进攻。以《中国之命运》出笼为信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遏止了。 《中国之命运》的发表 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还可以这样说:战争是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舞台。在抗日战争进入后期阶段后,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日益向政治角逐的方向发展。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抛出了由他署名,实际上是由陶希圣代笔写就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蒋介石的世界观、伦理观和政治主张。它是国民党强化一党专政的代言书,是国民党积极反共,展开政治角逐的宣言书和动员令。该书一出版,就在中国政坛上掀起轩然大波,引起了很大反响。 《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笼是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分不开的。 首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展到1943年后,战争的局势已朝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一变化意味着深重的民族灾难有了结束的希望,中国抗战的胜利即将到来,日本侵略者已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在新形势下,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活动;另一方面,美国、英国则从战后全球战略利益出发,为确保其在华权益,维护其在亚洲的战略地位,开始积极增加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并于1943年1月分别与中国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将中国拉入所谓的联合国“世界四大强国”俱乐部。 时局的变化,日本的拉拢和英美的扶持,客观上提高了国民政府的地位,被蒋介石视为是其利用的有利时机,从侧面助长了蒋介石进一步加强其集权统治、进行反共活动的气焰。同时,伴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国的政治家已不再为抗战结局而担心,而着眼于战后政治的安排,开始为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积极筹划。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笼,正是这一背景的产物。 其次,在国内,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了两年极为困难的局面,渡过了相持阶段中极为艰难的时期,走上了恢复和发展之路。这一局面出乎蒋介石的预料,和国统区怨声载道,腐败成风,百官颓废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在中国共产党人艰难的奋斗过程中,在理论上积极探索,逐渐成熟起来,特别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新鲜科学理论。这一理论一经发表,即在国统区产生极大反响,对国民党构成了巨大威胁。另一方面,国民党一党专政和集权统治受到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力量的严重挑战,国统区人民反对一党专政,要求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实行宪政的呼声十分强烈,对国民党形成强大的压力。 因此,进入1943年以后,从国际形势来说,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十分有利;从国内局势来说,则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是一种强大的压力和挑战。这两方面的原因促使蒋介石在中国抗日大环境刚刚好转的时候即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进行政治宣传,展开政治攻势,企图在政治理念上进一步树立国民党的权威,强化对民众的思想统治。这多少反映了国民党对自身统治缺乏自信心,承认其独裁统治埋有“隐患”,是具有强烈生存危机感的表现。蒋介石的意图有二:一是为国民党和自己的集权专制统治辩护;二是配合国民党“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宣传,在思想领域中进一步强化国民党统治的理念,以与中共领导的进步力量展开竞争,进而为消灭中共力量准备舆论和社会条件。 被国民党奉为“建国之宝典”的《中国之命运》,共十万余言。全书共为八章:(一)中华民族的成长和发展;(二)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三)不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四)由北伐到抗战;(五)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六)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七)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八)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全书之核心就在于纵论内政,阐明了蒋介石关于中国历史、革命、建设及其命运前途的基本观点,反对民主、自由和共产主义,为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集权统治提供理论根据。其特点是把中国封建文化同改头换面的三民主义糅合起来,炮制出外儒内法,挂着三民主义招牌的国民党理论体系,即周恩来所定位的“中西合璧”的“中国式买办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又名新专制主义”[1]。 第一,《中国之命运》继续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试图从理论上阐明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是国民党统治建立后矢志不移的执政追求目标,作为具有指导国民党建国实践系统化“理论”色彩的《中国之命运》,自当不能例外,继续以“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为其领篇宗旨。在书中蒋介石以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一直到抗战建国的历史来论证中国国民党自始至终是一个“革命党”,是“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甚至将问题提高到这样的高度:“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来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的新血液”。“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处处颂扬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确立统治后的成就,他指出:“中国往昔之命运,是以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的这一举,来决定其盛衰荣枯,而今日不平等条约既已取消,则中国今后之命运,乃就系决于国内政治之是否统一与国力之能否集中之一点上”。既然他领导废除了“百年来不平等条约”,实现了“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那么,领导取得这一成就的国民党和蒋介石他自己自然合乎逻辑地就是抗战建国的领导者,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主宰者。这就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通篇的结论。由此,蒋介石将“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论调推至极致。 第二,《中国之命运》美化封建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思想。蒋介石一方面对中国封建时代“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礼”的“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大加赞扬,说这种组织构成了国家“严肃整齐施政力教的基础”;另一方面,奉孔孟之道为最高信条,说“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于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极力鼓吹继承和发扬封建时代所谓“崇礼尚义,明廉知耻”、“崇拜英雄,尚友古人”的“风气”,提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养性法。要求国民遵循封建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有序等常理,以“忠孝为本”,信奉中国固有的“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认为“四维八德”(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是“中国立国的纲”,“四维八德”发扬光大,则国兴;否则,国便衰微,并以此为抗战中中国的道德准绳。蒋介石如此推崇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礼教,其目的无非是为他的专制集权统治寻找历史依据。 第三,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全面阐述了国民党的建国“方略”。蒋介石在纵论历史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全在内政”,“建国的基本工作,在于教育、军事与经济的合一,而求基本工作的完成,又必须就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五个要目,制定周详的方案,而使之实践力行。”蒋介石进而详细论说了内政方面的“五大”建设的主旨:“心理建设”的要旨在“发扬民族固有精神”,“伦理建设”以忠孝为核心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社会建设”旨在强化保甲制度,“政治建设”旨在坚持“训政”,而经济建设旨在实现“工业化”与保障国民生活。看起来既全面又深刻,但实际上处处体现着复古和守旧的痕迹和倾向,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存在着矛盾。 第四,《中国之命运》鼓吹蒋记“三民主义”,宣扬“力行哲学”,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攻击马列主义。蒋介石在书中说:“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之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三民主义“不独是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民族崇高的德性之结晶,而且为现代世界潮流必然的趋势”。又说:“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任何思想离开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当然,蒋介石所说的三民主义,是打上他印记的三民主义。与此同时,蒋介石不忘抨击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说:“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这些学说的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忘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在他看来,惟有“蒋记三民主义”适合中国国情,也是救治中国的良方。蒋介石为了为其思想张目,在哲学上宣扬其所谓的“力行哲学”。在书中,蒋介石进一步强调了“力行”和“诚”,指出:“革命的主义,如日月经天一样地明白,革命的方略,国父已经有了精确的遗著。革命的成败,到如今已经为事实所证明。国民只须遵循三民主义,……穷理致知,实践力行”。“所谓力行与致知,必须出于至诚,……古人所谓‘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这是我们力行的本义。”“总之,‘诚’是行的原动力,有了诚,就只知有公,不知有私。有了诚,就只是一心不乱的去行仁”。蒋介石反复宣扬“力行”、“诚”的目的,就是要民众对他、对三民主义、对国民党,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第五,《中国之命运》极力为实行一党专政辩护,指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割据地方,力图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是“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蒋介石在书中指出,中国之所以要实行专制集权制度,有两个直接的政治目的:一是要提高反共效能,否则共产党就会坐大;二是要加强国民党统治效能,提高党权,实现党治。在体现全书宗旨的第七章“党与团”一节中,更宣称国民党统治的根本特点是“一党专制”,“党外无党”,全国国民必须无条件服从国民党。另一方面,蒋介石则认定“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学说的人权党团,是“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是在“割据地方”、“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是在“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作爪牙”,“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这种“革命的障碍”留存一日,则国家政治生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亦就一日不能终结。不惟宪政无法开始,就是训政亦无从推行。蒋介石将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视为是社会进步的障碍,以作为其实行独裁统治的借口,其用心十分险恶,也表露了他要使反共活动进一步升级的意图。 总之,蒋介石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伦理到哲学、从外交到内政,论述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和必然性,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抗战的最高指挥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这便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逻辑。 综观《中国之命运》一书,内容极其庞杂。国民党把它捧为“政治圣经”,列为全国各界的必读书。此书一出版,即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由于《中国之命运》一书公开宣扬反共思潮,将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严重关注。所以该书一出版,中共中央便立即专门召开会议,对该书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蒋介石的这本小册子公开抛出来,就是集中代表了蒋介石国民党同我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向我们党进攻,蒋介石叫嚣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投降帝国主义,联日反共,消灭共产党。”中共中央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延安理论干部会议,研究批驳《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是批判《中国之命运》的主要阵地。1943年5月—10月《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和批判文章。主要社论有:《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起来!制止内战!挽救死亡》、《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请重庆看罗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法西斯主义就是祸国叛国亡国的主义》、《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等等。主要文章有: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和《袁世凯再版》,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主义的愚民哲学》,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这些社论和文章,从思想政治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深入批判,斥责和揭露了蒋介石宣传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反动面目,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2]。毛泽东还电示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组织力量开展批判活动[3]。直至10月5日,中共中央指示:“《解放日报》从十月六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露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4]这一宣传战才告一段落。 住在重庆的宋庆龄,对《中国之命运》一书所鼓吹的专制反共倾向,也进行了直接批评。不仅如此,一些国民党内的清醒有识之士对《中国之命运》也持消极看法。张治中曾回忆说:“《中国之命运》一书在发表以前,不仅外国友人,即干部中也多持不必发表之意见,乃今检查此书发表以后之影响,当了然当时认为期期不可者实非无见。一般人认为此书充分流露钧座保守思想之所在,而钧座之注意当时对国民教育之意义,未注意其可能引起之政治影响。此为儒家思想与当代思潮不尽能融会贯通之症结所在,实不容忽略者。”[5] 由此可见,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刚出版,便遭到了坚持抗战,反对分裂、内战,坚持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统治的进步人士和力量的强烈反对和批驳。蒋介石原本期望借此打压共产党,进一步巩固国民党和自己的集权专制统治,但实际结果却适得其反,引起一片反对责难之声。和以往加强国民党统治的措施一样,蒋介石这次在思想、政治领域中的动员运动,在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声中,也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其反共喧嚣有所收敛。 抗战后期,是国民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诸多因素影响和作用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对其统治机器进行了全面调整和强化。以政治理念而言,抛出了《中国之命运》,全面宣扬蒋记“三民主义”,竭力树立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权威,发动了一场使“抗战胜利成为国民党一党专政胜利”的运动;以政权机器而言,在中央层面上,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的修改,使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完成了使蒋介石名正言顺控制国民党三位一体政权全部三条腿——党、政、军的最后一步。在基层,则通过大力推行“新县制”,力图扩大政权的统治基础,牢牢控制广大乡村,以防止共产党力量发展和对其统治构成威胁;以权力运行机制而言,为加强行政效能,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令不畅的现象,推出了“行政三联制”措施。 上述措施看起来环环相扣,无不切中要害,但是,只要国民党和蒋介石顽固实行一党专政、个人集权,并且以此为最终目的,这些措施最后都不免流于形式,或适得其反,以失败的结局而收场。这已为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治发展的历史所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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