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至“文化大革命”时期

1958年6月，省供销合作社并入省商业厅，地、市、县供销合作社并入同级商业局，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农村基层供销合作社全部下放给人民公社，业务管理权限也交给人民公社，由公社负责管理经营。全省农村商品交易，由国营、集体、集市贸易三条渠道，变成为一条渠道，一切物资都通过国家计划调拨，出现商品流通阻塞，农村商业网点、人员减少，出现了群众吃饭难、穿衣难、洗澡难、理发难等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生产和市场安排，供销合作社的一套民主管理制度，也被废止，逐渐滋长了“官商”作风，与农民的关系也渐趋疏远。
1961年9月，省供销合作社恢复。次年，全面恢复地、市、县供销合作社和基层供销社的组织机构。恢复供销合作社集体所有制性质。国营商业向供销合作社退还固定资产1984万元。国营、供销合作商业的各自经营范围，大体上恢复到1958年以前的状况。供销合作社上下级之间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分级核算、各负盈亏、基金调剂的制度。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供销合作社一方面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做好供销业务，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在农村集镇建立贸易货栈282个，交易所666个，以及组织物资交流大会等形式，调剂商品余缺，领导和参与集市贸易，开展议购议销，活跃物资交流，增加市场商品供应，平抑物价。恢复和建立符合合作社特点的规章制度，改善了服务，密切了同农民的联系。各级供销合作社积极支持社队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副业生产。据1965年统计，全省有57个县（市）供销合作社设立副业生产指导机构，建立副业生产和原料基地84万亩，并与生产队签订推销产品的合同。供销合作社的购销业务日益扩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年12月，供销合作社又由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1970年，各级供销合作社再次并入同级商业局。“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供销合作社的方针和原则被否定，一些长期行之有效的基本制度被取消，县以上各级供销合作社管理机构相继瘫痪。由于基层业务经营单位的广大职工，抵制“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坚守工作岗位，使商品零售额和利润有所增加。
1975年9月，省供销合作社从省商业局析出，社下设省土产果品公司、茶叶畜产公司、日杂回收公司、棉麻烟公司、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继之，陆续恢复各地、市、县供销合作社。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全省农村副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货源不足，市场供应紧张。为克服上述困难，各级供销社积极开展购销业务，大力扶持社队发展农副业生产。据1976年统计，全省共发放扶持生产资金339万元，帮助社队发展漆树、棕树、果树、养蜂、养羊、养长毛兔等。1977年，各地供销社又发放扶持生产资金284万元，帮助社队发展种植、养殖等副业生产。至1980年，全省建立商品生产基地县43个。随着农副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供销社的购销业务扩大，市场供应的紧张局面渐趋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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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至“文化大革命”时期1958年至1976年

“大跃进”期间，银行储蓄业务受到“浮夸风”的影响和冲击。不按存款政策工作，采取政治动员方式号召群众储蓄，有的地方还实行“预约存款”、“计划储蓄”，储蓄工作行之有效地的规章制度被废除，出现了储蓄虚假现象。特别是把公款存入储蓄帐户抵充任务，虚报成绩。1958年全省储蓄存款增加额达6000多万元，剔除其中虚假成份，实际只增长2.385万元。1960年至1962年，国民经济出现困难，商品匮乏，价格猛涨，许多储户动用储蓄存款抢购商品，加之全省大批精简职工，存款被提，储源减少。从1960年起，全省城乡储蓄存款连续三年下降，1962年末余额降至4398万元。1958年至1962年，全省城乡储蓄只增加156万元，年均增长率只有0.73%。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复苏，储蓄存款有所回升，1964年银行又增办互助储金储蓄存款，到1965年末存款余额上升至7550万元，三年平均增长率为19.75%。“文化大革命”时期，保护和鼓励储蓄的政策遭到严重破坏。不少干部、职工、教师、民主人士特别是原工商业者在银行的存款被冻结。有的储户不再储蓄，有的不敢领取利息，有的地方搞无息存款，甚至出现少数人“自愿上缴”个人储蓄存款等不正常现象。银行的各级储蓄管理机构建制几乎全部被撤并，设在城镇的储蓄所被压缩减少近2/3，储蓄人员减少三分之二以上，严重消弱了储蓄业务的领导力量和组织管理，这一时期储蓄业务处于停滞瘫痪状态。全省储蓄平均增长率由三年经济调整时期的19.75%下降到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