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xth Foreign Tour

第六次国外之行(1924年3月—7月):应中国大学演讲协会主席梁启超的邀请，由比拉财团出资，由国际大学梵文学者克提·莫汉·森，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画家南达尔·鲍斯，国际大学乡村建设指导、泰戈尔的助手、英国人恩厚之，加尔各答大学历史学家卡里达斯·诺格教授，美国社会工作者葛玲女士陪同，泰戈尔于1924年3月21日起航前往中国。在缅甸首都仰光(3月24—27日)、槟榔(3月30日)、吉隆坡(3月31日)、新加坡(4月2—6日)、香港(4月10日) 一路受到各团体的热烈欢迎。在香港，泰戈尔收到了孙中山从广州发来的欢迎信。4月12日抵达上海。当晚，在张君劢家花园讲话，谈源远流长的中印友谊。4月13日由上海去杭州游西湖，4月16日在杭州学生聚会上讲话。4月17日返回上海。在日侨聚会上对军国主义倾向颇有微词，希望亚洲抵抗西方物质主义的冲击和不可避免伴随的民族主义。4月19日，在泰戈尔离开上海去北京之前，25个机构的代表代表中国欢迎他。中途在南京做短暂停留，4月20日给南京大学学生做报告—— 《论新时代精神和亚洲在新时代的作用》。4月22日在济南的山东基督教大学介绍圣蒂尼克坦。4月23日到达北京，受到演讲学会主席梁启超和其他泰戈尔接待委员会的著名人士的迎接。4月25日，接待委员会在北海举行茶话会，欢迎泰戈尔。当晚，英美学会欢迎泰戈尔，他在会上畅谈东西方关系，不料引起左派记者的抨击，说他是反对进步的东方的反动分子。在他们的蛊惑下，当泰戈尔于4月26日在国立大学演讲时，一些崇拜西方的年轻人被争取了过去。泰戈尔会见中国青年领袖、西方文明的倡导者胡适。开始时，胡适对泰戈尔来访有抵触，现在公开宣布对泰戈尔的到来表示敬佩，4月17日，在海军联欢社公宴泰戈尔一行，泰戈尔与北京的知识界的精英见面，主持人把泰戈尔介绍为“伟大的革命诗人”。泰戈尔在发言中，通过孟加拉文学来谈文学的革命创新的一面。在宴会之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故宫接见泰戈尔。4月28日，泰戈尔在地坛与北京的大学生们见面，他在讲话中称自己是亚洲文化统一体的献身者，不是亚洲政治联盟的倡导者。4月29日，佛化新青年会邀请诗人在法源寺演讲。寺院主持陶凯致欢迎词，刘延洪朗读欢迎诗(该诗以后收集在《泰戈尔的黄金书》中)。到了5月，在位于北京郊区的美国人办的清华大学访问，和清华大学的师生讨论，交流意见，消除误解。回到市内后，新月社在5月8日在协和礼堂庆祝泰戈尔64 岁生日。胡适主持会议，由梁启超命名，给泰戈尔赠送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意思为“天竺的雷电之晨”)。之后用英语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齐德拉》。5月9日，泰戈尔在真光影剧院第一次公开演讲，向听众作自我介绍，分析了在他出生时影响印度的3个伟大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文学革命运动和国民运动。以后的3天，泰戈尔连续演讲了《巨人统治》《文明与进步》和《娑第耶姆》(《真理》)(这些发言以后收集在《泰戈尔在中国的谈话》里)。5月13日，泰戈尔取消了所有的原定的演讲去西山疗养。5月18日回到市内。第二天在晨光影剧院在佛教讲习会主办的欢迎会上作告别演说。当天晚上，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在开明剧院专门为泰戈尔演出《洛神》。5月20日，乘火车前往太原，和阎锡山会谈，23日结束访问。5月25日到达汉口，当天坐船去上海。28日抵达上海，当天下午在意大利诗人倍纳夫人学校发表关于儿童教育的讲话。5月29日在张君劢宅府花园参加告别招待会。5月30日，泰戈尔一行乘船去日本访问。
泰戈尔在长崎下船，去九州岛别府温泉疗养。访问了福冈、下关、神户、大阪、奈良、京都。6月6日泰戈尔到达东京，在车站受到无数崇拜者的迎接，他们呼喊着“万岁！万岁！”。泰戈尔在东京的帝国大学、女子大学、全国妇女协会演讲。泰戈尔6月12日在帝国饭店的泛太俱乐部举行的午宴上演讲。演讲题目为“国际关系”，表达他对日本人民的“深深的热爱与尊敬”，但他哀叹，在日本处理国际问题时应该“坚决有效地学习西方国家掌握的方法”。泰戈尔会见被流放的印度著名革命家鲍斯。泰戈尔在上野公园发表告别演讲。泰戈尔在返回神户途中简单拜访了日本日工株式会社。泰戈尔访问远东的直接结果是上海组织了亚洲协会，强调亚洲团结。泰戈尔7月21日回到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