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經旨蒙解
【題 解】
中庸經旨蒙解作者朴宗永(一八〇四—一八七五)，字美汝，號松塢，本貫潘南。錦石忠獻公刑曹判書、禁衛大將朴準源之第五子，純祖之叔舅。松塢身處豪門而遠離俗世喧囂，畢生向學，善屬文，曾任楊根郡守及都正。死後六十年的一九三五年刊行松塢遺稿十一卷八册。其中經旨蒙解是對多部儒家經典進行解釋的著作，别編卷二是中庸部分。(崔英辰)
中庸首章之性、道、教。‘性，即理也。’天之所命者理也，人之所受者性，‘人〔物〕之（物）生’莫不有是性。而人為萬物之靈，故能全其性，而四端五常，無非吾性分之所固有，以為健順之德者也。‘道’乃‘循其性之自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道。率之為言，非人導率之也，率是率循之謂。人與物皆率循自己之性，人則有仁義忠孝諸般當行之道，物則如牛耕馬馳各有自然之道，是不待導率，而自從天之所賦中出來者也。教者，品節教誨之謂。蓋性道雖同，而氣質或異，故不能無全不全、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者也。然則是性也，非道無以行其所當行；是道也，非教無以知其所當導。其率之之功則雖非待人，而脩之之功則必待聖人然後可以行之。先儒雖謂‘道字上包性〔字〕，下包教〔字〕，推其本原（而）〔必〕歸〔之〕天〔命〕[1]’，似若為三者之樞要以歸重於道，愚意則不然。道雖上下包括，非教無以知道與性之所以然，然則教之功勝而為終條理事也。如大學之‘明德、新民’，雖先言於章首，本段之‘止至善’獨包括上之‘明德、新民’。非‘止於至善’，則明新二工皆無用之空言耳。此章之‘修道謂教’，其功用與‘止至善’一般無異也歟。
君子之慎獨，乃率性脩道之第一急先務。故子思於道‘不可須臾離’之下直接言之，以明聖學工夫必本於此。其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幽隱之處、微細之事，不可自欺其心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己所獨知，則其幾已動，雖或秘諱於當塲，自爾顯露於他時。大學所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如見其肺肝然’者，此也。況欲秘諱之者，皆是不正不義之事，則於自己心法固已大段不是處。且人欲之易萌而難制者，貨色為最，苟不猛下着力，克祛己私，則毫忽之頃，陷於非禮者多矣！是故君子之日用常行，非不謹嚴於顯明之處，而於暗室獨居之時尤加謹焉。於以遏人心於將萌，不使其潛滋暗長，以害其道心之惟微也。如衛武之不愧屋漏、蔡西山之夜不愧衾，皆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際者。用是道也，人苟不留心於學則已，如欲率性脩道，為學問思辨之工，則非此無以進道矣。朱子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2]’，此指存養省察而言。存養既熟，則慎獨工夫自在其中，人欲遏絶而天理流行，雖不用力於慎獨，自然慎獨，一心光明，與道為一，可以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奚事於慎獨哉！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未發’指情之未發，而喜怒哀樂即七情之所具也。情既未發，則性固安静，‘無所偏倚’，故謂之中；情因事物而動，不流於人欲，則‘發皆中節’而‘無所乖戾’，故謂之和。中與和，皆因存養省察而得者也。大本者，指天命之性，天下事物之理皆因此性而出，即道之體也；達道者，指循性而言，古今天下所共循行之道，即道之用也。然則中為性之德，和為情之德，而皆不外乎‘道’之一字。故先言道‘不可須臾離’，而次言中和之德，欲學者於此識得心繞性情之德，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行達道，而為天地之主宰也。然而中和者，出於人性情之德，則即是學者之工夫也。雖曰推致其功效之應，曷以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如彼之廣大乎？蓋天人一理也，‘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末之效應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雖然，天地萬物之位育，似非人人所可推致。有地位者可以當之，則似指人君而言。人君體天地陶鎔之化，任財成輔相之功，若能恭己正心，盡其中和之德，則位育之應，庶幾可致。而至於匹夫凡人，既無其位，何以致其功乎？解之者曰：位雖有高下，力雖有廣狹，大則以天下國家而言之，小則以一家一身而言之，其理則一般，不必獨居高位者可以當之。若論一家之位育，孝感而父母安，慈化而子孫順，敬處而夫婦正，寬御而奴僕盡其職也；一身之位育，心正氣順，則自然百體從令，而睟面盎背，克己復禮，則自然萬事順理，而災咎不生。然則一家一身，莫不有天地萬物位育之功也。若夫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其聖神功化之極能致萬世之位育。如孔子在當時雖不得其位，道明於萬代，使三綱常終古不墜，禮樂文物至今大備，是乃位育之極功也。子思於中庸第一章首論位育之功，實本於人，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祛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此是總括一篇之體要，發前聖所未發之旨，嗚呼懿哉！
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子思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蓋其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顔淵、子路之事發端。大舜知也，顔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所謂‘索隱行怪’者，‘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如戰國時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光武時赤伏符等讖緯之書也；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皆過而不中者也。其為學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之好怪趨異者或有稱述焉，大非君子中正之道，則聖人豈肯為之哉！故下段曰‘君子遵道而行’，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乃‘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也。大凡異端之學，皆出於索隱行怪，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强而强者也，學者宜痛卞而深斥焉。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者，‘用之廣也’；隱者，‘體之微也’。朱子釋之曰：‘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見處’。或者之説以為‘形而下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其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蓋費是用而隱是體，則用先於體者，以明斯道廣大之用昭著可見，而其體無不藏於日用之中。然而用則顯，而體則微，故曰隱。至若下段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能行’，而‘及其至也’，雖聖人‘不知、不能’焉，‘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言其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内，莫非費也，而其理之所以然則隱微而莫之見也。雖然，大者小者莫不各有體用之費隱，天下無無體用之物。故又引鳶飛天、魚躍淵之詩，以徵‘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者即是費也，而‘然其所以然者’則邈乎不可知，所謂隱也。蓋中庸之道只在日用之間，不必他求。雖曰日用之間，而至微至隱者存焉，亦猶鳶魚之飛躍皆在目前，而初不離乎性分之内。鳶率鳶之性必飛，魚率魚之性必躍，於此物物皆有天命之性。天地之間，無非是此性之著見處。下段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朱子釋之曰：‘君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蓋夫婦至（視）〔親〕至密，人事之切近者也，而語其大，則與乾坤陰陽相為配合，相為終始，故造端乎此。而及其至，則察乎天地。自近及遠，由小及大，知道之體用充塞乎天地，其所費隱者，無處而不在，無物而不然也。蓋此章之旨至為隱微，有非後生末學所可容易究解者，而總其要，則專在乎性道上用工。學者其致思焉。
第十三章曰，‘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而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此孔子之言，而子思引之，以明‘道不遠人’之意也。言伐柯者，彼柯之則在此柯，而猶有彼此之殊。至於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如事親之孝，人皆有這道理，於自己身上而或有錯行從不孝處去，則即以其人本有之孝道責之，非别將吾之孝道而責其人也。若其人悟而能改，則止而已，此所謂以人治人者也。程子曰：‘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初不遠於人之身’，‘故有“伐柯”“睨視”之譬。知道之不遠人，則人與己本均有也，故以人治人’。下段之‘忠恕違道不遠’，即亦‘道不遠人’之義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聖人自謙之辭也。以夫子之聖，而於君子之道豈或未能者存乎？‘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者，人之求於子，皆欲其孝於我，若以此心反推以事父，則不患其不孝也；人之求於臣，亦欲其忠於我，能以是心反推而事君，則不患其不忠也。求乎弟亦然。至於朋友，則欲其恩意情分之施於我者，我當先施之，皆自修之實德也。若其‘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言顧行，行顧言’，人之言行不相背，然後可以毋自欺而欺人也。易繫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朱子曰：‘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凡此皆明其‘道不遠人’之意也。然則庸德庸言之行且謹，豈不慥慥乎日用之間者歟！
第十四章：‘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富貴，行乎富貴’，如大舜之‘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如伊尹之耕莘若將終老，顔淵之簞食瓢飲居陋巷是也。然而人之處世，不富貴則貧賤，是順境也，故人之處順易也。‘行乎富貴’者，惟不淫與不充詘而已，不然則僭侈之心生，管仲之三歸、反坫、樹塞門，皆不能行富貴之故也；‘行乎貧賤’云者，惟安分守命而已，不然則變其志操，苟慕之意興，孟子所謂‘脅肩諂笑、病於夏畦’者有之矣，墦間醉飽、昏夜乞哀者有之矣。至於‘素夷狄，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九夷’，‘何陋之有’是也；‘素患難，行乎患難’，‘子畏於匡’，‘匡人其如予何’是也。然而夷狄、患難，不常有之事，人之適然陷之者，乃逆境也。横逆之來，‘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已。不然，而欲苟免乎此，則非君子居易俟命之意。如蘇武、洪皓、文山之類，皆陷於夷狄、患難之中，或全節而生還，或捨生而取義，其順受、其正則一也，不變其行則均耳。此皆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之義，讀者其詳味焉。
‘九經’章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達道五’，指五倫也；‘三’者，謂‘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而‘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蓋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誠者，（只）〔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别無誠。’此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仁守之而勇不能斷，則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蔑天常、敗人紀者多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或不誠而勉强矯飾，則知止於分别，仁流於姑息，勇近乎麤暴，皆不足以為德，故行之必本於誠也。又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及）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人能真實無妄，‘自强不息，則其至一也’。又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故曰近。人之氣稟不同，‘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雖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雖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雖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脩身為九經之本，身若不脩，‘尊賢、親親’以下諸經失其本而無可行之道，故重言‘所以行之者一也’。蓋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無用之虚文故也。
‘九經’章（中）〔曰〕[3]:‘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如顔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也。又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蓋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固執之，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若其（不）〔弗〕能也、弗知也、弗得也、弗明也，並皆弗措者。‘君子之於學，不為則已，為（之）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勉行而慥慥不已也。此蓋結上文知仁〔勇〕三（勇）達德而言。學問思辨，知之事；篤行，仁之事；弗措，勇之事也。又曰：‘果能此道矣，（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人所以為學，欲其變化氣質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為美，非大段着力不能也。苟或作輟無常，則終至於不變，不變則曰‘奈天質不美’，是果自暴自棄者也，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已。朱子嘗曰，‘某年十五六時’，‘見吕與叔解得此段，（庸）〔痛〕[4]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旨哉，斯言也！學者宜服膺焉。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此孔子之言，明天道、人道之分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子思承上章而反覆（惟）〔推〕明之，其曰：‘（推）〔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聖人之能事，中庸之極功也。蓋人物之性亦如我之性，但所賦氣質有清濁，故有異也。‘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又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其次’，謂大賢以下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人於其偏處用力，‘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無異於聖人矣。然則夫子所謂‘自誠明、自明誠’，雖有性教之不同，其所造極之功效未必不如性，終至於與聖人並列而天地並立也，無疑矣。
第二十五章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内〕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此章言仁知體用也。仁者，體之存乎内；知者，用之發於外。皆性之德，而無内外之異者也。蓋誠之一字，君子之所貴也。己之所行無物欲之蔽，而克盡於率性之道，則人亦將觀感而興起，無不盡其為人之道，此所謂成己而成物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與此言仁知若異’，此胡氏之説也。而朱子以為‘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蓋知主知，仁主行，學與教皆以知言，故先知後仁，知為體而仁為用；成己成物皆以行言，故先仁後知，仁為體而知為用。二者互為體用，愈見其性中之所有，而無内外之殊者矣。‘時措’之時字，即‘時中’之‘時’。‘性之德’是未發之中，‘時措之宜’是發而合乎時中之中。蓋言‘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如顔淵之閉户，禹稷之纓冠，各當其所措之宜也。人能盡性分之所固有，仁知兼行，内外為一，則以之處事接物也，無所往而不為可矣。學者其深味焉。
第二十七章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而）〔以〕崇禮。’此言存心致知之工，以應上文脩德凝道之大端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所謂存心者，不以一毫私意與私欲自為蔽累於方寸之間，以之‘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是皆有其心之妙也；所謂致知者，分析事理，不使有毫釐之差與過不及之謬，於以‘日知其所未知’，‘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吾知之明也。尊者，敬而奉持，尊吾之德性而不敢暴棄也。然而人雖有德性，苟不留心於問學，則所謂德性者，不過為忠孝純實之人而已。必也於問學上講磨肄習，知得存養其本然之性，然後天理無所虧欠，而道體日益廣大矣。雖然，徒臻廣大之域，而於其間精微曲折處不能研究，則不過大而無當，疏漏麤率之人而止而已，何以盡其存養格致之工乎！‘極高明而道中庸’云者，大凡人情，務高遠而好明快，於日用平常之際失其中道而忽其當行。故高明者必遇事商量，接物平易，不至於放倒汎濫，然後保其高明，而免為異學之歸矣。至於‘温故而知新’，既問學矣，復時習之，使其所學者有長進之效。不然則自嗜懶惰，忘其所學，與不學等耳。末段之‘敦厚崇禮’，敦者，加厚也，人之資質重厚樸實，即素稟之美也，必愈加其厚重，培其本根，則自無趨外浮薄之慮矣。雖然，不以禮法品節之，則所謂敦厚者易致庸愚，無所分别。故必也以禮拘撿於進退語默之間，動輒崇尚無違乎繩尺而不出乎彀率，然後吾知益明。德性問學以下，存心致知等諸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禮之一字為終條理之事，朱子言‘忠信之人，可以學禮[5]’者，此也。
第三十三章云，‘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此言謹獨之工也。魚雖潛伏於淵，亦甚昭然而易見，借此以明上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義也。疚，病也。‘君子内省不疚’者，平生所為，内自點檢，其是非善惡之間各當於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則心界自安，不為疚病。而既無惡於吾志，則俯仰上下，可以無愧矣。如司馬君實之‘平生無不可對人言者’近之。是以君子之所行，其他或有可及者，而至於人所不見之地，戒慎恐懼，無一點瑕累之可言，即是不可企及者也。下文繼而曰，‘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引衛武抑詩，又明謹獨之工，而並言其效也。屋漏，室西北隅，深僻隱密，人所罕到之處也。人之持心處事，不以深僻隱密有所放忽，故無愧於屋漏矣。雖然，人若欺心，天君先必知之，屋漏猶屬遠矣。於自己心中無愧，則自然天理流行，而人欲消盡，何待屋漏之不愧乎？至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言為己之功，其敬其信先已在於言動之前。蓋動則有可睹，言則有可聞，而雖或處不睹不聞之地，常若有睹聞者，則其所以敬信者，不期敬而自敬，不期信而自信矣。然則所謂敬信，非使人而敬信也，乃盡己之敬信也。其功效之應，畢竟至於‘篤恭而天下平’。此一篇之綱領，而中庸之極功也，故至於末章又復申明之者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