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也】
‘雍也可使南面’章
曰‘居敬而行簡’，則居敬自有工夫在，行簡亦自有工夫在，此朱子所以謂程子之説不合於仲弓本意，而陸稼書言行簡工夫以格物窮理為言。此説是。而亦是上一層事，不知當下行簡處自有工夫在。若其上一層事，則不但格物、窮理，居敬亦是耳。程子之説，朱子謂‘非仲弓本意’，而集注猶取之者，蓋以行簡則一也。而‘居敬而行簡’者，其簡為好底簡；‘居簡而行簡’者，其簡為不好底簡，則其行與居之相關可知。然則程子之説亦非專是本指之外，此朱子所以又謂與本文不相妨者。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三月不違、日月至焉’，是謂不違於仁。至於仁，則内外賓主。‘内外’是仁之内外，‘賓主’是賓主於仁也。然則仁是屋子，不違者、至者，是賓主也。語類説雖不一，其中有曰：‘仁，譬如此屋子。顔子在此裏面（主）〔住〕[1]。’曰：‘仁猶屋，心猶我。常在屋中則為主。’此語最精。或問説則與此少異，恐難從之。
‘子謂子夏曰’章
君子儒、小人儒，是兼淺深説。小人儒，從淺處説，則如假真售僞、騖外循私者是已。然從深處説，則一念之向外者亦是已。‘為己、為人、義（理）〔利〕’之説亦然。朱子所謂‘小人固有等第’，然此章之意卻無分别者，是此意。然則子夏雖是言‘切問近思’之後，安知無一念之向外者？輔氏説固是從或問洪氏意。然至謂言‘切問近思’之説，則必不至此，是以小人儒只作淺處看，非朱子之旨。
稼書之專以遠大為體者，非是。且以近小、遠大分為人、為己者，亦非是。子夏之為小人儒，只以專意於近小而不務遠大故耳，非‘近小’直是‘為人’也。語類所謂非細密謹嚴，直是為人細密謹嚴，而‘小小事〔上〕不肯放過’，‘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者，是‘為人’也。
‘樊遲問知’章
‘敬鬼神而遠之’，或問以鬼神為‘祀典之正’，敬而遠之為‘嚴之而不瀆’。此則似並祖考之神言之。但集注曰‘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且引程子‘人多信鬼神，惑也’之説，則似只以禱祠、卜筮、吉凶、禍福言，當以此為正。若主或問説，以不正者為不可謂之鬼神，而不使人敬而遠之，亦不使人亵而慢之，則如媚神求福、作虚器、祀爰居之類，不在舉論中矣。而雙峯、虚齋、晩村、稼書、都梁輩所言，皆失其本旨矣。
‘知者樂水’章
都梁言‘仁者動而静，知者静而動’，以喜怒哀樂發未發為言。曰‘仁者喜怒哀樂之時，静底意思常在；知者喜怒哀樂之未發，此動底意思亦常在。’上句則是，而下句則大過，不成義理。仁、知、動、静交互意思，當於用上看，未發處則只是一耳。不可如此説。
‘君子博學於文’章
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則是為工夫下手語，故曰‘弗畔於道’。弗畔者，未能與道為一之謂，此是一義。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則流於雜學；約之以禮而不博學於文，則流於邪道，故以既博學於文、又約之以禮者為弗畔於道，此又一義。皆就‘於、之、以’字上看出此意。然下説是程朱之旨。顔子所謂‘博我、約我’，着兩個‘我’字，則是從成就處言，故為言精深，與此不同。孟子所謂‘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是不説‘禮’字以對之，用‘將以反説’等字一氣説下，故為專為知要，與此不同。隨所言而異其義如此。
虚齋謂：‘君子於所博者，一以是約之。’殊不知語類曰‘“之”字〔亦〕但指其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而言’，則‘約之’二字不必作‘約其所博’看。蓋只是‘約’與‘博’對、‘文’與‘禮’對。文是千頭萬緒者，故曰博。禮是收束一身底，故曰約。
‘子見南子’章
有人問尹和靖:‘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為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緇。’真西山謂：‘居亂邦，見惡人，惟聖為可。’夫子見南子、陽貨佛肸、不狃召皆欲往。‘大賢以下’則不然。此説皆是。然愚意佛肸、不狃之召而往，惟聖人為可，大賢以下則為不可。若其見南子，則既入其國，仕其朝，有見小君之禮，則雖非夫子，亦無不可見之義。蓋其聖賢所處之别，在於以靈公之國為亂而不入居與否，不在於見南子與否。以此與佛肸、不狃召而往者，同為非大賢以下事者，過矣。
‘中庸之為德也’章
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不偏不倚’為未發之中，‘無過不及’為已發之中，而曰‘不偏之謂中’，則為是不偏不只為未發之中。輔氏説似以‘不偏之謂中’為未發，未然。
庸是平常道理，萬古不可易者，則夷齊之諫伐，似當為庸；湯武之放伐，似當不得為庸。而朱子以湯武之放伐為庸，以夷齊之諫伐為不是庸，此如何也？中與過不及，有相去遠者、有争之以毫釐者。夷、齊、湯、武是争之以毫釐者，須較看。夷、齊、湯、武所為雖合於時中，則可見庸與中非有二，中即是庸，則合於時中者為庸，不合於時中者為非庸。蓋以善惡是非言，則夷、齊、湯、武俱為善、為是；以中與過不及言，則湯武合於中，夷齊則不盡合於中也。難之者曰：‘孔子稱夷齊以求仁得仁，則夷齊是仁矣，豈有仁而不為中庸者乎？’曰：‘仁者以不失其本心之德，天理之正言。中庸是合乎時中，無一毫過不及者。夷齊之事雖不失其本心之德，天理之正，未必皆合乎時中，無一毫過不及處，則謂之求仁得仁，而不謂之中庸，無不可。’蓋此‘仁’字只以其心之所存言，未必兼事之權度一一合宜處言，與聖人之仁通内外本末，全體無一毫欠者差有間也。更詳，其事未盡合乎中庸，則其心所存亦必有未盡仁處，非其内與本則盡，而獨其外與末有未盡。此體用所以為一源也。然則夷齊之仁，若對聖人之仁言，則必有所分别。而其所分别者，心與事皆然，非心則同而事則不同。其不為中庸，亦在於與聖人有分别處，蓋争毫釐之間。
‘博施濟衆’章
‘心之德、愛之理’以專言、偏言分，則可；以心與事分，則有少差。蓋‘愛之理’，着‘之理’二字，則不得全為事故也。朱子之以‘克己復禮’與‘欲立、欲達’，分‘心之德、愛之理’者，亦豈以愛之理專為之事乎？都梁謂‘“立、達”只是事，故朱子謂是言愛之理’，説得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