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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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译吠世师迦、卫世师、毗世师(派)等。

印度婆罗门教六派哲学之一。创始人为迦那陀(约公元前2世纪)。

胜论派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到梵书和奥义书。但对其产生有直接影响的则是与佛陀同时代的六师外道。

胜论派最早的根本经典是迦那陀的《胜论经》。现存《胜论经》由于有后来追加的成分，形成时间较晚，约在2世纪定型。

《胜论经》用“句义”(与概念相对应的实在物)来区分自然现象，认为有6种句义：“实(dravya，实体)，指事物自体，分为9种——地、水、火、风、空、时、方、我、意；德(guna，性质)，指事物的静的特性等，分为17种——色、味、香、触、数、量、别体、合、离、彼体、此体、觉、乐、苦、欲、舎、勤勇)；业(Karman，运动)，指事物的动的特征，分为5种——取、舍、屈、申、行；同(sāmānya，普遍性)，既指事物间相对的同的关系，又指事物的存在特性；异(viesna，特殊性)，既指事物间相对的异的关系，又指事物的最终差别；和合(samavāya，内属)，指事物所具有的自体与属性等的不可分的因果关系。《胜论经》的句义论中包含了许多重要的哲学思想。如提出原子(anu)理论，认为原子是永恒的，无原因(不可分)的，原子的存在由其结果(世间各种可感之物)的存在来证明，原子的最初运动由“不可见力”(ad rst a)引起；在认识论上主张有两种“量”：现量(指我、根、意、境四要素结合而产生的知觉)、比量(基于果、因、合、相违、和合的五种推理形式)；此外，在宗教和社会伦理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观点。

《胜论经》之后出现的古代(古典)胜论派的主要典籍有两部。

一部是钵罗奢思多波陀(Pra sastapāda，约6世纪)的《摄句义法论》(Padārtha－dharma－sa mgraha)，另一部是慧月(约5－7世纪之间)的《胜宗十句义论》。《摄句义法论》继承了《胜论经》的基本学说(如六句义、原子论、因果观念、对吠陀和婆罗门教所规定的社会秩序和义务的态度等等)，但在理论上与后者也有许多差别，主要表现在：引入了最高神的观念，用神来说明世界的生灭；吸取了陈那的新因明学说中的内容，用因的三相来论述逻辑理论；认为德有24种，在《胜论经》确认的十七德上增加了重体、液体、润、行、法、非法、声七德；同句义被区分为上同和下同，上同仅指有性(存在性)，上同之下的同称为下同，下同有时可和边异(最终差别性)一样称为异；认为“我”有14种德，在《胜论经》所主张的觉、乐、苦、欲、舎、勤勇之上增加了法、非法、行、数、量、别体、合、离；等等。

《胜宗十句义论》所论述的胜论学说与《胜论经》和《摄句义法论》有很大不同。慧月认为有十个句义，在实、德、业、同、异、和合六句义之上又增加了有能(与实、德、业三句义有内在联系，并可使它们共同或单独生出特定结果的句义)、无能(与实、德、业三句义有内在联系，并使它们不共同或单独生出其它结果的句义)、俱分(相对的同与异，即把同句义限于存在性，把异句义限于最终差别性，其余的同与异另成一独立的句义)、无说(事物的非存在状态，分为五种：未生无、已灭无、更互无、毕竟无、不会无)四个句义。除了主张十个句义这一特点外，《胜宗十句义论》在理论上与《胜论经》和《摄句义法论》的主要异同表现在：没有提到最高神的概念(与《胜论经》同，与《摄句义法论》异)；认为德有24种(与《摄句义法论》同，与《胜论经》异)；未采用“因的三相说”(与《胜论经》同，与《摄句义法论》异)；未提及遵从吠陀和婆罗门教所规定的社会秩序和义务等问题(与《胜论经》和《摄句义法论》异)，等等。

10世纪之后，胜论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逐步与正理派混合，出现的主要著作有：乌德衍那(10世纪)的《光之颈饰》(Kiranāvalī)、希里达罗(10世纪)的《正理的芭蕉树》(Nyāyakandalī)、湿婆迭蒂(10至11世纪)的《七句义论》(Saptapadārthī)、商羯罗·弥尸罗(15世纪)对《胜论经》的注——《邬巴斯伽罗》(Upaskāra)、洛迦悉·帕斯迦罗(17世纪)的《思择月光》(Tarka－kaumudī)、毗斯伐挪泰(17世纪)的《叙述裁定》(Bhasapariccheda)和《极成说真珠之颈饰》(Siddhānta－mukutavalī)等。

胜论派的学说在古代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汉译佛典中有不少分散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