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和知性
表示科学认识以及道德思维和艺术思维发展中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两种互为补充的能力的两个概念。 在知性能力范围内，概念并不处于变化的过程，而是保持著稳定的形态，这些概念是经验材料、设想结果的现成理论“标准”。因此，知性活动过程及其结果具有抽象性质，这一抽象性质也就为抽象崇拜和形式主义崇拜，为赋予抽象和形式主义以具有独立意义的创造作用提供了基础。人如果仅仅具有知性，他就会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愈益偏重知性，局限于功利主义的合理性范围。理性能力正相反，其特点是概念处于变化的过程中。目的和价值产生于概念的变化中，而理论过程则使知识、价值等之主体本身得以发展为具体理想。如果只建立在知性能力基础上的科学研究与道德和艺术明显不一致的话，那么，理性就能创造协调的情势。 理性和知性的问题贯穿于整个欧洲哲学史——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它们加以区分，到库萨的尼古拉、布鲁诺和斯宾诺莎把它们理解为认识的不同阶段。通过莱布尼茨，这个问题也就逐渐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对象。在康德的学说里，理性被局限于“调整”功能，费希特强调理性是一种创造性的“奠基能力”；谢林则把它加以美化。黑格尔深刻地批评了知性的缺陷，但这仅仅是由于他崇拜理性。对知性作虚无主义批评是非理性主义惯用的题目。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中使用辩证理性方法，从具体引出抽象的方法(参见《资本论》)。 在马克思主义中，理性和知性的问题是依据通过人的完整性来理解人，依据人之活动的大量表现形式来加以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