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古人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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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竟陵派针对拟古派的遗神袭貌和公安派的一味变古的偏颇而提出的口号。

竟陵派钟惺与谭元春在《诗归序》中认为：“诗文气运，不能不代趋而下，而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高者，取异于途径耳。夫途径者，不能不异者也；然其变有穷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变无穷也。”由此，他们认为学习古人，不当限于途径上取异，而应于精神上求变，就是“求古人之真诗”。据此，他们批评拟古派和公安派，都是取异于途径，犯了不求古人真诗之过：“今非无学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使捷者矫之，必如古人外，自为一人之诗以为异，要其异，又皆同平古人之险且僻者，不则其俚者也；则何以服学者之心?”这是指出，拟古派的学古，是取径于极肤极狭极熟，即模拟陈言，其病为空廓；公安派走捷径，刻意与古人面貌不同，其结果是流于俚僻。这正是“操其有穷者以求变，而欲以其异与气运争，吾以为能为异，而终不能高。其究途径穷，而异者与之俱穷，不亦愈劳而愈远乎?此不求古人真诗之过也。

”因此，所谓求古人真诗，主要是求古人精神所在，这样才可以历久常新。而从途径上取异，则“其变有穷”，越变越离真诗远。只有避免走向“肤熟”与“俚俗”的道路，即克服拟古派的遗神取貌的空廓，又克服公安派一味变古的俚僻，才能求得古人真诗。

从原则上看，竟陵派这一主张无可非议，他们对拟古派和公安派的偏颇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但竟陵派在具体实践其“求真诗”的主张时，为了力矫公安派的俚僻之敝而力宗“幽情单绪”与“奇趣别理”，实际仍然是“取异于途径”。

无论“幽情单绪”也好，“奇趣别理”也好，都是要通过覃思冥搜来表达，这同样不是从精神上求变，而只是偏向一种风格，走向了新的险僻，陷入了新的偏颇，并未克服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