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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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最先进行的革命运动。

民族革命的社会土壤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存在的民族矛盾：对外方面，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贯串这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的、主要的矛盾；对内方面，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暴政造成了它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民国”时期则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实行的大汉族主义导致了它们同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而这两种矛盾又是互相纠结的，侵略者与统治者日益结成同盟。旧中国既是备受侵凌的殖民地附属国，又是一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宰制于上”的民族牢狱。“反满”，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腐败政权是民族革命初期阶段的主要内容。

兴中会的誓词中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国”作为首要斗争任务。同盟会的宣言重申了这一课题，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革命之经纶”，宣传“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

避免“共管”、“瓜分”厄运，争取民族独立，构成民族主义的另一基本内容。孙敏锐地感受到民族危机的深重，确信中国面临著“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危机，所以把“外邦逼之”、“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两大原因，希图通过推翻充当帝国主义“鹰犬”的“满洲政府”，以求“避免瓜分”。民族革命的内涵具有积极意义，尽管存在著缺乏明确反帝、带有大汉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的局限性。后期的民族革命有了重大的发展，孙在重新阐释过的民族主义中把反帝任务置于突出地位。因之，“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