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国民党“七大”的召开

在 “改造” 取得重大进展和统治基础得到稳固之后，国民党为了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筹划召开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根据《国民党改造措施及其程序》有关条文的规定，1952年5月29日“中央改造委员会”第三百四十七次会议决议，于同年10月召开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26日，“中央改造委员会”第三百五十九次会议通过 《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法》，并着手进行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
1952年10月10日至20日，国民党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300多人出席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国民党新时期的政纲、基本政策、党规党法。蒋介石出席大会，并致开幕词，声称国民党“改造工作已告一段落”，“本届大会的责任，就是要承本党改造之后，努力完成反共抗俄的国民革命第三任务”。紧接着蒋介石作“政治报告”，宣称为保持党的改造效果，今后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社会各方面“健全制度”，把每一个人都“纳入组织”，“祛除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和依赖主义的心理”，打破“无纪律、无国家、无政府”的状态，进一步推进总动员，使台湾成为 “反攻复国的强固基地”和“三民主义模范省”； 鼓吹国民党必须接受过去失败的教训，审察当前的局势，确立今后努力的方向； 提出 “澄清内部思想”“认清敌我”“划分敌我”“回到总理的遗教”“建立三民主义的思想”“建立复兴革命的基础”“重建国民的伦理道德”“平均社会财富”“贯彻民生主义” 是 “复兴建国” 的“关键”。在蒋介石作“政治报告”之后，张其昀作“党务报告”，陈诚作“施政报告”，周至柔作“军事报告”，叶公超作 “外交报告”。
大会讨论通过了“政治报告”“施政报告”“军事报告”和“外交报告”，并做出相应决议。大会还重点讨论通过了 《中国国民党总章修正案》 《中国国民党政纲》《反共抗俄基本论案》和《中国国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党章修正案决定将 “总章” 改为 “党章”，将“党政关系”列入“党章”； 明定国民党为 “革命民主政党”； 确定以 “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生产者等广大劳动民众为社会基础”和“以政策领导政治”“以工作考核党员”的领导原则；规定乡镇设区党部，小组为党的基本组织，各级委员会执行纪律，每年进行一次“党籍总检查”； 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为中央委员会，另设中央评议委员会”。《政纲》宣称要团结反共力量，“驱除俄寇”，“消灭共匪”，“重振中华”，促进亚太地区“反共友邦团结”，与“非共产集团国家”合作贸易；强调厉行精兵政策，依据“民生主义”制定经济计划，普及“国民教育”，实施军事训练，注重“文化发扬”和“人格教育”；主张举办社会保险；扶植和奖励侨民教育，鼓励海外文化事业及侨民到台投资。《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强调 “切实掌握党的社会基础与政策要求”，“健全及发展各级组织”，扩大党的阵容，加强对党员的训练与教育，强化 “政治教育” 和思想控制，实施 “选、训、用合一的制度”，培植效忠领袖的 “信仰”，加强“党营事业” 的管理与经济辅导的实施； 宣称加强 “文化宣传”，开展“三民主义” 的文化运动，重建“国家民族的精神基础”，强调“党员应深入社会，展开社会调查工作”；鼓吹开展“心理作战”“政治作战”和“敌后作战”，加强反共理论策略的研究和宣传，“重建大陆党务”，加强大陆“地下工作”，“积蓄反共力量”。
大会的另一项重要议题是改组中央权力机构。大会以起立方式通过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根据蒋介石的提名，大会通过吴敬恒、于右任、钮永建、丁惟汾、王宠惠、邹鲁、阎锡山、张群、何应钦、宋美龄、胡宗南、吴铁城、陈济棠等48人为中央评议委员，选举陈诚、蒋经国、张其昀、周至柔、谷正纲、郑彦芬、吴国桢、孙立人、沈昌焕、袁守谦、张道藩等32人为中央委员，并选举郑介民、马纪壮、黄镇球、毛人凤等16人为候补中央委员。
大会在通过 《宣言》 之后结束。
10月23日，举行七届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委员会组织大纲》，选举陈诚、蒋经国、张道藩、谷正纲、吴国桢、黄少谷、陈雪屏、袁守谦、陶希圣、倪文亚等十人为中央常务委员。至此，中央委员会取代了“中央改造委员会”。
“七大”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它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的“改造”取得重要成果和改造的结束，是国民党历史的又一转折点。“七大”及其制定的一系列政纲政策，有利于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