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中国成立后水产业发展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贵州的渔业生产得到显著发展，大体经历3个发展时期。
1. 池塘、水库渔业起步时期(1953—1957年)。1953年，贵州省农林厅抽派干部3人赴华东学习淡水养殖技术。1954年，国家首次分配水产专业学校毕业生来贵州工作，贵州省农林厅同时设畜牧科水产组，配备干部6人，从事渔业生产管理工作。同年，组织了水产资源考察组，调查了贵阳、遵义和威宁草海的水产资源，以及黔东南的稻田养鱼情况。1955年，从广西柳州市引进了一批草、鲢、鳙鱼优良鱼种，在安顺山京农场和威宁草海试养。1956年建立省花溪鱼种场和黔东南州水产繁殖场，并从外省引进大量优良鱼种，供应各地试养，扶持群众发展渔业。同时，还引进江苏、浙江和广东、广西的养殖技术。在“大力发展养鱼事业”的方针指引下，池塘、水库养鱼热潮开始兴起，稻田养鱼面积不断扩大。1957年全省渔业总产量4 573吨，比1952年的328吨增长12.9倍。
2. 停滞徘徊时期(1958—1979年)。1958—1960年，片面强调发展集体养鱼，并盲目从湖北、广西大量引进鱼苗鱼种，损失很大，挫伤了群众养鱼的积极性。1965年黔东南稻田养鱼虽已发展到7.13万公顷，但平均亩产只有2公斤；鲢、鳙、草鱼人工繁殖分别于1963、1964年在遵义县水产繁殖场、贵州省花溪鱼种场试验成功，但未能迅速推广；国营渔场兴建了5处，但规模不大，生产能力很小，鱼苗鱼种主要靠从湖北、湖南、广西等省（区）引进。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水产机构瘫痪，生产无人抓，渔业生产与国民经济其它行业一样，受到严重摧残；在全省渔业生产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稻田养鱼，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批判，养殖面积和产量急剧下降。至70年代末，全省稻田养鱼面积仅3.3万公顷，江河、湖泊也因水域遭受污染，渔业秩序混乱，酷渔滥捕，致使水产资源日趋枯竭，江河捕捞产量从1957年的2 268吨下降到1965年的1 354吨，1974年下降到945吨。1972年恢复水产机构，召开了渔业生产座谈会，组织科技人员赴新安江参观学习，水产机构有了转机。1975年全国第三次城郊养鱼会议以后，贵阳、遵义、都匀等城市兴建了一批池塘，渔业生产开始回升。这20余年，水产管理机构变动了10次，渔业投资微乎其微，渔业生产停滞不前。
3. 持续发展时期(1980—1990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调动了广大农民养鱼的积极性。同时，党和政府对渔业的发展制订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积极扶持渔业重点户、专业户，多渠道、多层次发展水产业，水产机构逐步建立健全，城郊养鱼已引起各级政府重视，稻田养鱼高产技术逐步推广，渔政管理开始起步，水产品取消了派购，市场活跃，渔业开始振兴，呈现持续发展趋势。1980年全省渔业总产量为5 460吨，打破了长期徘徊在300多吨的局面。1981—1985年“六五”计划期间，渔业产量平均每年以23.7%的速度增长，1984年就达到1.2万吨，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了第六个五年计划指标。1990年渔业产量为2.24万吨，比1978年增长5.1倍。
稻田养鱼不仅在黔东南等传统养殖地区迅速恢复和发展，铜仁、遵义等新区也迅速得到推广。1990年全省稻田养鱼发展到10.09万公顷，产鱼10 916吨，养殖面积和产量分别比1980年增长了2.36倍和3.26倍。城郊养鱼也有较大发展，利用支农周转金、贷款等在贵阳、遵义等地、州、市所在地开展了商品鱼基地建设。据1984年贵阳、遵义、安顺、都匀、凯里、六盘水等6个城市统计，城郊池塘养鱼面积已有1 252.3公顷，产鱼1 675. 7吨。1980—1990年的11年间全省共新建池塘2 000公顷，1990年池塘养鱼面积达3 413. 3公顷，主要分布在贵阳和各地、州、市所在地城郊，以及清镇、平坝、绥阳、惠水、黄平、三穗、印江、盘县、安龙等县。这一时期，还搞了山塘、水库渔业基础设施建设，共建成水库苗种场18处，配套鱼池124公顷，捕捞队18个，拦鱼防逃设施151处，并逐步推行了增殖与养殖相结合、粗养与精养相结合的经验；1988年全省山塘水库养鱼1. 19万公顷，产鱼2 109吨，平均亩产118公斤，苗种生产有较大发展。1990年全省生产鱼苗11亿尾，鱼种3. 5亿尾。养殖品种也不断增多，除了饲养草、鲢、鳙、鲤外，还饲养杂交鲤、团头鲂、尼罗罗非鱼、细鳞斜领鲴、白鲫、革胡子鲶等品种。
渔业法规逐步建立健全，1984年制定了《贵州省渔业生产管理条例》，1986年制定了《贵州省鱼苗鱼种生产经营管理办法》，1990年已建立地、州、市、县渔政管理机构62个，着装渔政检查员360人，加强了渔政管理，渔业生产秩序有了明显好转，水产资源开始恢复。网箱养鱼、流水养鱼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