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核算体制1962—1978年

1. 收入分配形式。为了克服1958年开始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三年自然灾害所带来严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专门就农村的分配体制问题连续下发了两个文件，1961年10月7日下发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1962年2月13日又下发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由此在农村确立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经济体制，在以后的20年中，基本保持了这一体制。
2. 经济分配。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的20年中，浙江农村经历了经济调整、“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三个时期。就改革开放以前两个时期的农村收入分配水平来说，总的是在徘徊中缓慢提高。
(1)经济调整时期(1962—1965年)。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后，农村收入分配水平进入了全面提高阶段。1962年，全省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19.35亿元，比1961年增长了7. 9%。到1965年，全省农村经济总收入已达25.45亿元，比1961年增长了41.9%，年均递增率达9. 1%；社员可分配收入总额为16. 79亿元，比1961年增长了40.6%; 社员人均分配收入由1961年的60.7元提高到68.4元，增长了12.7%，年均递增3. 0%；同时，在分配中，国家税金和集体提留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达到1.5亿元和1. 75亿元，分别比1961年增长了27.1%和78.6%。
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时期，在分配上出现“高积累”、“高提留”，国家、集体、社员三者的分配比例平均为12.6:9.9:77.5，其中1959年国家税金和集体提留的比例合计占到农村经济纯收入的30.7%。这一时期，经过经济调整，国家、集体、社员三者的分配比例平均为8.3:7.6:84.2，国家和集体所得的比例比“大跃进”时期平均降低了6.7个百分点，其中1962、1963两年社员所得的比例均在85%以上。
(2)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1978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农村的收益分配工作处于无政府状态，正常的核算工作中断。在生产队的具体分配工作中，推广了“政治评分”，否定了按劳分配，到1968年，全省90%的农业生产大队实行了“政治评分”的办法；在分配粮食上增加了按需部分的比例，相对降低了按劳分配的比例，将劳动力强弱、投工多寡间的粮食分配差距拉平。
从1968年开始，农村又一次出现了核算体制的动荡，并队升级搞“穷过渡”，出现了新的平均主义和“一平二调”。1970年与1968年相比，全省生产队由26. 3万个，减少到21万个，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由600多个猛增到11 177个。由于核算体制上的动荡，严重影响了收益分配水平的提高。1970年全省农村经济总收入34. 76亿元，比1965年增长36.6%，年均递增为6.4%; 而分配给每个社员的收入平均只有79. 9元，比1965年增加11.5元，每年只增加2.3元，年均递增率仅为3.2%。
1971年，并队升级的错误做法得到了纠正，但由于当时“左”的思想仍相当严重，农业形势出现了多次反复，生产仍处于徘徊状态。到1977年，全省农村经济总收入只有41.87亿元，七年仅增加了7. 11亿元，社员人均分配收入仅为84.3元，七年只增长了5. 5%；比1965年增长23. 2%，年均递增为1. 8%。如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其增幅更低。
1978年，由于开始纠正过去的一些错误，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全省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50.83亿元，年增加额达8.96亿元，比前七年增加总和还多；社员人均分配收入102.4元，年增加了18.1元，比“文化大革命”以来12年增加的总量还多。
3.粮食分配。这一时期，粮食总产量虽然有所提高，但由于人口的增加，实际分配水平并未有多大提高。到1977年，全省共上交国家征购粮231. 25万吨，比1965年减少了7.2%；社员人均分配口粮为250公斤，比1965年仅增长了9.6%，年均递增不到1%。1978年由于生产开始大幅度回升，粮食分配水平一年之内的提高超过了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年上交国家征购粮达264.50万吨，比1977年增长了14. 4%；社员人均分配口粮达到292公斤，增加42公斤，比1966—1977年的12年增加19公斤多出1倍，年增长达16.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