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强化

蒋介石在统治地位巩固之后，又寻求再次连任“总统”，并做终身“总统”。1960年，蒋介石第二届“总统”任期届满。按照“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因此蒋介石不能再出任“总统”。但蒋介石仍然恋栈。于是，蒋授意重新修订“临时条款”。1960年2月20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台北市中山堂召开。会议的重要议题是选举第三任“总统”“副总统”。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部分拥蒋的“国大代表”提案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3月11日，第三次会议第六次大会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正案，规定“行宪首任总统，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连选得任”。这样，蒋介石连任“总统”有了“法律”依据，其“总统”终身制也就被“合法化”。3月21日，“国民大会”投票选举蒋介石连任“中华民国”第三任“总统”，选举陈诚为“副总统”。
蒋介石在寻求“总统”终身制之后，又寻求扩大“总统”的职权，进一步实行独裁专制统治。1966年2月1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台北举行。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增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选举“总统”“副总统”。3月19日，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增订条款：“动员戡乱时期，本宪政体制，授权‘总统’设置动员戡乱机构，决定动员戡乱有关大政方针，并处理战地政务”；“‘总统’为适应动员戡乱需要，得调整中央政府之行政机构及人事机构，并对于依选举产生之中央公职人员，因人口增加或因政出缺，而能增选或补选之自由地区及光复地区，均得订颁办法实施之”。这样，作为“总统”的蒋介石拥有更大的权力，完全集党、政、军、特大权于一身；且使因老“民意代表”去世或去职而导致“法定”人数不够的“中央民意机构”可得到“增选”或“补选”而继续延续下去。据此，国民党当局先后成立了“国家安全会议”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国家安全会议”的职能为决定有关“动员戡乱”时期的大政方针、“国防”重大政策、“国家”建设及科学发展、总体作战、“国家总动员”、战地政务及其他重大事项的政策问题，是超越一切权力机关的最高权力机构，其权限在“行政院”之上。“总统”为该会主席，这样蒋介石成了未加冕的“皇帝”。
国民党当局还以高压手段残酷镇压台湾的民主运动来加强独裁统治。五六十年代，台湾出现了一份深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政治性刊物——《自由中国》杂志。该杂志于1949年11月20日在台北正式创刊，宗旨为“宣扬民主、自由和反共”。其具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代表国民党内受美国影响的自由派人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台湾地方非国民党籍人士以及部分民、青两党人士。最初由胡适担任杂志发行人。50年代初，改由雷震担任发行人。雷震是国民党的早期人物之一，1917年在东京由戴季陶、张继介绍加入国民党。雷在大陆时期曾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国民大会”副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等职。去台初期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创办初期，该刊与国民党当局关系密切，并受到了国民党的资助。随着时局的变化，加上该刊的政论方向由反共反苏转向对台湾社会问题“反省”和“检讨”，其与国民党的关系开始疏远，并逐渐发生矛盾，形成对立。1951年至1956年，《自由中国》由空谈自由民主转向披露时弊、检讨谏言。此一时期，该刊提倡“自由经济”，批评国民党当局的“金融管制”；提倡“言论自由”，反对蒋氏父子的“党化教育”；宣传西方“民主政治”，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独裁。这些言论引起国民党当权者的强烈不满，1954年12月雷震被开除国民党党籍。1956年10月31日，《自由中国》刊出“祝寿专号”，向国民党提出选拔人才、确立“内阁制”、实行军队“国家化”的“检讨”和“建言”。1957年至1958年，《自由中国》由一般性议论时政转向就“反攻大陆”“反对党”“地方选举”等政治、经济、新闻自由、教育、司法、军事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广泛“检讨”，批评国民党当权者以“反攻大陆”做掩护来维持“一党专制”，要求国民党“停止制造精神紧张”。1959年以后，《自由中国》的言论节节升高，公开反对蒋介石连任第三任“总统”，抨击蒋介石通过修改“临时条款”谋求连任“总统”是“违法”行为。在《自由中国》升高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批判的同时，台湾政坛上兴起了一支以部分民社党、青年党成员以及无党籍人士为主体组织的非国民党势力(亦称“党外”) 。在国民党的压制下，这两股势力很快结合起来，并酝酿组党。1960年5月，雷震、李万居、吴三连及民社党、青年党、无党派人士72人在台北召开“地方选举检讨会”，讨论组织新党问题，决定自即日起成立“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并在各地设立分会，做组党的准备工作。6月15日，“选举改进座谈会”选出55位委员，并发表声明，提出“团结海内外民主人士，并与民、青两党协商，立即筹组一个新的政党”。25日，宣布李万居、高玉树、雷震三人为发言人；雷震、李万居、高玉树、夏涛声、吴三连、郭雨新、齐世英、李源栈、石锡勋、郭国基、杨金虎、谢汉儒、许世贤、黄玉娇等17人为召集委员，由雷震任新党秘书长，李万居任主席。7月20日，宣布将于10月前成立“中国民主党”。9月1日又宣布新党将提前于9月底以前成立。党外人士的组党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国民党当权者一面组织舆论界围攻，一面制造借口准备镇压。1960年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以“涉嫌叛乱”逮捕了筹组中的“中国民主党”秘书长、《自由中国》杂志社负责人雷震，以及杂志社编辑刘子英、傅正等人，查封了《自由中国》杂志。接着台军事法庭又以“为匪宣传”“知匪不报”和违背“反共抗俄国策”等罪名，叛处雷震十年有期徒刑。这便是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雷震事件”。由于国民党当局采取高压政策，台湾党外势力的民主运动受到了重大挫败。
国民党还利用政治上的独占地位，垄断文化，大办党营文化出版事业，对持异端思想的《文星》等出版物采取禁止、查封政策，对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统治的知识分子实行迫害、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