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业学大寨”运动

1964年毛泽东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周恩来总理把大寨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云南同全国一样，涌现了一批发扬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改变农业落后面貌的先进典型。1970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把推广大寨经验，建设大寨县作为会议的重要内容。1975年、1976年中央又先后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号召普及大寨县。大寨，在“文化大革命”中，由农业生产战线先进典型变成执行“左”倾错误的典型。1970年12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贯彻国务院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云南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部署和措施，提出：“学大寨必须深入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揭社会上和党内阶级斗争的盖子”，“以大批判开路”、“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不学大寨就是邪门歪道。十年“文化大革命”中， “农业学大寨”运动始终是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从1970年12月省革委作出《关于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开始，几乎每年都召开一次全省性的会议，总结交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经验。其特点是学大寨与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交织进行。批物质刺激，工分挂帅，搞并社并队，任意改变核算单位，收社员自留地，限制社员家庭副业，推广“大寨式”评工，评政治工分等等，对农民积极性的挫伤最为严重。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渐改变。
“农业学大寨”一个重要内容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1970年12月，省农业会议提出苦战三五年，实现每人0.066公顷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的奋斗目标。1972年镇雄农田基本建设会议纪要明确提出：山区，以建设大寨地为主，大修小型水利；坝区，以改造低产田为主，大搞条田化，并提出了“一平、二肥、三深、四有埂、五有路、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的质量要求。1977年开始，还建立了常年施工的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100万人，把冬春农闲群众性的农田基本建设与专业队常年施工结合起来。应该肯定，农田基本建设，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据查，1971—1974年全省共建设大寨式梯田梯地30.73万公顷，其中旱涝保收面积15.73万公顷，旱涝保收农田面积由占总耕地的25.7%，增加到占30.7%。农田基本建设，在保证农业增产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其中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强迫命令，搞了一些无效劳动，造成一些损失。
在此期间，1977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提出，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的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是前进的方向，是大势所趋，要求选择10%左右的大队，先行过渡。当时，云南省委考虑，云南首先要解决有些地方单干或变相单干，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没有搞“过渡”，没有造成不良影响。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2年间，总体上看，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社队企业的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基本上稳定了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体制，农业生产在挫折中缓慢发展，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都有增长。1978年与1966年相比，粮食总产增长37.6%，烤烟增长1.5倍，甘蔗增长50%，茶叶增长87%，农业总产值增长42.4%（按可比口径）。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人民公社生产队内部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弊端，长期得不到解决，加之政治运动不断，严重地压抑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影响着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发挥，集体经济仍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全省农业总收入，按农业人口人均只有80～90元，社员分配收入每人平均只有50～60元，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穷队占生产队总数的1/3。1978年在农业大丰收的情况下，全省社员人均分配收入也仅有77.5元，仍有22.1%的生产队人均口粮在150千克以下，27.3%的生产队社员平均分配收入在40元以下，其中1/3的生产队没有现金分配。化肥、农机供应虽有增加，但有相当多的社无力购置。1978年，全省销售化肥137万吨，所用资金2.4亿元，其中70%靠贷款。全省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下，群众生活困难，内地高寒分散山区，边疆民族地区尤为突出。人民公社改革，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