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况
上海郊区平原深受江、海、河、湖的影响， 广布于平原之上的农田土壤， 是由沼泽潜育土、草甸土和盐渍草甸土等类型起源的。小面积散布于西部山丘上的土壤， 它属于另一类地带起源类型。这些土壤， 由于成土环境和利用改良的不一致， 土壤性态也不尽相同。
由于上海地处北亚热带南缘， 与中亚热带相邻，加上濒临海洋， 受东南季风影响强烈， 其平原上地带性土壤是黄棕壤。上海地区黄棕壤地带， 由于海拔不超过百米， 不存在垂直分布带谱； 小山丘孤零拔起于平原，且呈散点状分布， 又与广泛分布的非地带性水稻土复式组合， 因而水平分布独具一格。
由于地貌类型、母质类型和水文地质条件的变化， 平原地区的土壤存在地域分布的规律。根据土壤组合， 可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洼地平原土壤组合。在洼地平原区， 土壤组合分布特征与碟形洼地、水文水系的形态基本一致。主要随洼地的形态而变化， 构成自 “碟底”至 “碟坡”若干类土壤组合。湖荡洼地的土壤组合， 均系湖泊或湖河沉积母质， “碟底”发育为潜育水稻土， “碟坡”发育为脱潜水稻土和潴育水稻土， 即以小粉土→青紫泥 （青紫土）→青黄泥 （青黄土） 为主的土壤组合类型。二是沿江平原土壤组合。在沿江平原区， 土壤组合分布特征与浦江水系、冲积地形的形态基本一致， 并随水系摆动覆盖的形态变化而变化。一类是不同类型的潴育水稻土组合， 以潮泥（潮沙泥）、沟干潮泥为主； 另一类是潴育水稻土与菜园灰潮土组合， 以潮泥 （潮沙泥）、菜园沟干潮泥为主。三是滨海平原土壤组合。在滨海平原区，土壤组合分布特征与成陆年龄、成土年龄及地形母质的形态基本一致。主要随沉积覆盖先后和垦殖利用而变化， 构成广泛范围内若干类同的土壤组合。内侧为老江海港澳沉积母质上发育的潴育水稻土， 即以沟干泥为主的土壤组合类型； 外侧为早、晚、新江海沉积母质上发育的潴育水稻土和渗育水稻土， 还有灰潮土和滨海盐土等， 即以黄泥 （或果园黄泥）、夹砂泥（或果园夹砂泥）、盐化土为主的土壤组合类型。四是沙岛平原土壤组合。在沙岛平原区， 土壤组合分布特征与河口地貌、成土年龄及地形母质的形态基本一致。主要随母质类型和垦殖先后而变化， 构成新江海母质上发育的若干类同的土壤组合， 其中以发育渗育水稻土、灰潮土和滨海盐土的土壤组合类为主， 即以黄泥 （旱作黄泥）、夹砂泥 （旱作夹砂泥）、盐化土的土壤组合类型为主。
（一） 概况
1949年 11月， 上海市郊10个区(新市、江湾、吴淞、大场、新泾、龙华、杨思、洋泾、高桥、真如) 共有196所国民学校， 此时都划归市郊行政办事处所属教育处管理。1950年7月起， 上述学校由市教育局郊区教育处领导。
1958年， 江苏省的嘉定、宝山等10个县划归上海市， 农村学校的数量相应增加， 从此时到1966年，对于郊区小学一直实行县教育局 （文教局） 领导管理中心小学， 由中心小学指导村办小学与耕读小学的方式。1958年，上海郊县有小学4 199所 （包括非教育部门办的）; 在校学生数为63.51万人； 当年小学招生数为19.15万人， 毕业生数为5.3万人， 教师有1.34万人。到1965年， 郊县共有各类小学3 957所，在校生数为72.07万人，当年的招生数为15.34万人，毕业生数为6.28万人， 教师有1.9万人。“文化大革命”前， 上海郊区的小学教育虽然有了较大发展，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❶各县、各公社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很不平衡。1965年， 远郊的金山、奉贤只有77%;
❷教学质量不高， 许多学生实际未能达到初小或高小程度， 而且流失率高；
❸有些学校缺乏有效领导， 教师待遇问题没有切实解决。
“文化大革命” 中， 郊县小学教育也受到冲击。3 828所小学全部交贫下中农管理， 严重破坏干扰了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 教育经费也无法落实， 1976年粉碎 “四人帮”后， 郊县小学教育才出现转机。
1979年起，上海郊县小学由县教育局和公社（镇） 党委双重领导， 以县教育局领导为主。公社（镇） 中心小学负责辅导乡校的教学业务。1979年，郊县有小学2 841所， 在校学生52.55万人， 当年毕业生数6.64万人， 招生数8.34万人， 教师数2.26万人。
粉碎 “四人帮”后， 进行了郊县小学布局的调整工作， 郊县小学由1977年的3 294所减少到1979年的2 841所。此举既节约了教育经费， 有利于合理配备师资， 也充实了学校的领导力量。
80年代初， 上海郊区着力普及初等教育， 并大力推进九年义务教育。1980年1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 《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后，上海郊县制订各种政策或乡规民约， 保证普及教育的落实。各县共同的措施是：
❶规定父母有义务送学龄子女入学， 凡子女该入学而不入学或中途辍学的， 对家长进行批评教育， 并采取适当的经济处罚措施；
❷规定16岁以下未达到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不得参加农业、手工业、副业、商业和集体劳动， 不得享受社队企业的利润补贴和集体福利；
❸各级集体经济组织选拔干部和招工时， 必须考虑对方是否初中毕业， 坚持文化考核， 择优录取。1983年底， 郊区10个县的小学， 经过市教育局验收， 都达到超过教育部下发的 《关于普及初等教育要求暂行规定》的标准。其中， 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9.21%, 在校学生巩固率为98.71%, 当年毕业生率为94.41%。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了普及初等教育合格证书。至此， 上海郊县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已基本实现。
（一） 概况
天津地区种植蔬菜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有2000多年历史，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新中国成立前，菜田多分布于城市边缘的沿河两岸，土地肥沃，灌溉水源充足，水质好，而且交通运输方便。种植为个体小农经济，面积不大并零散，设备简陋，发展也不平衡，遇有自然灾害或有病虫害发生往往造成严重损失。新中国成立后，蔬菜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不但面积有了较大幅度增加，而且在生产设备上、园田基本建设上和科学种菜上都有较大发展和提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蔬菜生产得到快速发展。综观天津市蔬菜生产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49—1956年，属于生产恢复阶段。全市菜田面积3 000公顷左右，均系个体耕种，既无生产计划，又无政策规定，属于“自由种植、产销见面、议价成交”的市场经济。因而出现品种多、抢时种植、适时收获、品质好、质量高的鲜菜供应城市，深受消费者欢迎。由于当时人们生活水平较低，虽然蔬菜远不如现在数量多，但供需能基本平衡。合作化后，天津市郊区菜农逐步组织起来，由过去一家一户生产发展为小集体生产，为蔬菜生产走向集体化大生产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蔬菜生产开始纳入计划生产轨道，实行统购包销。这一阶段是由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其历程约9年时间，生产由个体转入了集体生产。期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蔬菜生产供应工作指示》，市委、市政府公布有关蔬菜生产的各项指标和有关政策使蔬菜生产纳入了计划生产，并实行了统购包销，促进了生产发展，扩大了种植面积，达到5 666公顷左右，比解放前增加了1倍多。
1960—1962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结合节粮渡荒，市委、市政府重申郊区农业生产以菜为主的方针。采取了广种多种与高产多收相结合措施。以高产、快速大路菜为主，蔬菜种植面积迅速发展，菜田面积超过15000公顷。在发展蔬菜生产的同时，大力推广食用菌 （蘑菇） 生产，渡过了 “低指标、瓜菜代”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人民生活开始有所改善，蔬菜需要量有所下降，菜田面积相应地进行了调整，由原来1.5万公顷下调到8 866公顷左右，并作为常年基本菜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使蔬菜生产进入一个新时期，达到品种多样，产量高，基本达到均衡供应。
第三阶段：蔬菜生产低谷阶段。“文化大革命”10年，由于受极“左”思潮干扰，蔬菜管理部门被“砸烂”，科研机构被解散，技术推广工作基本停顿，蔬菜生产受到了各种冲击，生产设施遭破坏。尤其是在“菜农不吃亏心粮” 的口号下，菜田社、队纷纷在菜田内套种玉米或粮菜间作，蔬菜面积、品种减少，造成市场供应紧张。
第四阶段： 蔬菜持续发展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天津市认真贯彻党在农村中的各项政策，调整了蔬菜收购综合价。进一步调动了广大菜农生产的积极性。菜田面积迅速增加到1.44万公顷，尽管遭受连续干旱缺水和多种自然灾害，全年上市量仍能达到8.52亿千克。在生产经营体制方面，菜田乡镇、村普遍落实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土地利用率提高了，精耕细作、加茬套种、科学种菜出现了新热潮。蔬菜生产成为近郊农业发展最快的产业。
1988年以后，蔬菜产供销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实行了市场机制管理，菜农完全有了自主权，激发了菜农种菜的积极性，菜田面积达4万公顷以上，产量超过30亿千克。品种不断更新，中外名特优蔬菜种植有了很大发展，面积达400公顷左右。科学技术成果不断涌现，大量引进新技术，如： 日光节能温室、遮阳网技术的引进、生根粉的应用以及保护地配套技术等都直接应用在实际生产中。不仅提高了蔬菜生产中的技术含量，而且也提高了菜农的素质。天津市的蔬菜生产在北方地区中保持了较高的水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