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渔业

1. 清朝以前的渔业。浙江渔业可追溯到7000年前，从河姆渡遗址发掘出的鱼类遗骨中，已经有扬子鳄、中华鲟、鲻鱼、裸顶鲷等咸淡水鱼类，还有鲤、鳊、黄等纯淡水鱼类，遗址中还有木质船桨，发掘出的陶盆上刻着逼真而细腻的鱼藻纹图象，表明当时杭州湾一带就有人类从事渔猎活动。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夏朝时代，在《古本竹书纪年》载：夏代帝王芒“东狩于海，获大鱼”。春秋战国时，浙江沿海地区多为越国疆界，《国语》载：越自建国即“滨于东海之陂，鼋龟鱼鳖之处，而蛙龟之与同渚”。至公元前505年，吴越两国在海战时大捕石首鱼（即大黄鱼），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浙江就有海洋渔业，人类已经开始捕大黄鱼。
淡水渔业始于公元前五世纪。《吴越春秋》载：“越王既栖会稽，范蠡等曰：臣窃见会稽之山有鱼池二处，水中有三江四渎之流，九溪六谷之广，上池宜于君王，下池宜于民臣，畜鱼三年，其利可致千万，越国当盈。”公元前460年左右，范蠡著的《养鱼经》是世界上最早一部养鱼著作，从《养鱼经》中可以看出，当时养鱼经验已相当丰富，养鱼事业已相当发达。
秦代，浙江渔业虽有发展，但比较缓慢。到汉唐时代，浙江的海洋渔业，主要是浅海滩涂渔业，当时捕获水产品种类很多，但作业方法还停留在涂面和浅海中插簖、堆堰，随潮进退捕捉鱼虾。
宋代海洋渔业有了很大发展。据宋朝宝庆年间编修的《昌国志》（昌国即现在的舟山）所记载的海产品，仅重要的经济鱼类就有大黄鱼、小黄鱼、鲟鳇鱼、鲨鱼、𩾃鱼等12种。又据宋《宝庆四明志》载：“三、四月业海人每以潮竞，往采集之曰羊山鱼；舟山连七群，出洋取之者，多至百万艘，盐之可经年”，可见当时捕捞业之盛况。宋代淡水渔业也有较大发展。据南宋《嘉泰志》(公元1201—1204年)载：“会稽、诸暨以南，大家多凿池养鱼为业。每春初，江州有贩鱼者，买放池中，辄以万计。方为鱼苗，喂以粉；稍大饲以糠；久之饲以草。明年买以输田赋至数十百緍。其间多鳙、鲢、鲤、鲩、青鱼而已。”说明那时养鱼业较为兴旺。
明嘉靖年间，沿海遭到倭寇骚扰，明王朝曾实行海禁，下令“片帆寸板不许下海”。明洪武19年 (1386年)，令舟山40多个岛屿上的几万户渔民、盐民、农民全部迁向内陆的象山、鄞县等地，后来由于临海“小民衣食所赖，逐稍宽禁”。明嘉靖30年后 (1551年)，“倭患起，复禁革”，迁徙浙南岛屿居民，致使浙南的南麂、洞头等岛成为荒无人烟。直至明嘉靖45年(1566年)戚继光平倭乱之后，海禁方告一段落。清顺治18年(1661年)，又颁布“禁海”，下令“迁滨海五十里内居民于内地，不许商舟渔船下海”。其间迁海政策持续28年之久，使渔业生产遭受很大的破坏。到清康熙23年(公元1684年)，禁海才解除，准许岛人归复，岱山、衢山、长涂、秀山、金塘、桃花、虾峙等岛络续移复居民，投入渔业生产。1821—1849年的清道光年间，镇海澥浦有大流网船300多艘，作业范围北起山东石岛、南至温台海域。清光绪31年(1905年)，清廷在宁波江北岸成立江浙渔业公司，购置了德国造的渔轮“福海”号，创我国机械渔轮之始。海水养殖也开始兴起，乐清、象山港是浙江养泥蚶、缢蛏、牡蛎的发达地区。明清时期浙江淡水渔业也有发展，养鱼技术提高，池塘多品种搭配混养也得到广泛采用。明正德至万历年间(1506—1573年)，湖州市菱湖以丝织业为依托发展了大片桑基鱼塘，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清道光20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渔霸、封建鱼行栈的剥削，渔民贫困不堪，渔业发展又趋缓慢。
2. 民国时期的渔业。辛亥革命后，到19世纪30年代，浙江渔业达到了兴盛时期。据《浙江经济年鉴》和李星颉氏 （已故浙江水产学院教授）的统计记载：1935年，全省出海渔船25 809艘，渔民20万人，年产量34万吨左右。其中较大型的大对、大捕作业等渔船有7 897艘，占当时渔船总数的30. 5%。吴兴县菱湖淡水养鱼池有1. 3万余口。沿海咸水养殖之滩涂甚广，从事养殖者约万余户。全省有鱼鲞厂1 048家，鱼行、鱼栈1 772家，直接与间接依靠渔业为生者300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7。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渔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据浙江省渔业局1947年统计，全省出海渔船13 874艘，渔民92 765人，年产量15万吨，不论渔民、渔船、产量均比抗日战争前下降一半。到1949年，全省出海渔船1.4万艘，渔民5. 7万人，年产量仅7. 1万吨，比1947年的鱼产量又下降一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