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这是一封讨论文学创作、特别是文学评论问题的信件，离鲁迅逝世仅七个月。

徐懋庸是与鲁迅通信较多的青年作家之一。他是上虞人，与鲁迅是同乡，从小受鲁迅思想与作品的熏陶；后在胡愈之帮助下到上海谋生，开始写作杂文，颇受鲁迅鼓励与赏识。光《鲁迅书信集》就收了鲁迅致徐懋庸的信四十三封。1934年初，他由任白戈介绍加入“左联”，任常委，宣传那长。次年，任去日本，他继任书记。1935年9月12日，鲁迅听说“左联”不发展盟员后又发展了一些盟员，十分气愤，从此对他产生隔阂。最后裂痕进一步加深，终致在1936年8月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与他完全决裂。

鲁迅写这一封信时，与徐懋庸关系并未完全破裂，但已有明显裂缝已明显可见。1936年2月18日，《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第22期刊出了徐懋庸(署名岑伯作)所写《<故事新编>读后感》一文，对鲁迅新编历史小说《故事新编》进行了错误的批评与指谪。他在文中虽说 《故事新编》 所写的 “其实都是现代的事故”，“鲁迅先生十分无情地画出了‘近时的学者文士们’”的“丑恶的脸谱”，这并没有大错；但对《出关》中的老子的形象，却错误地比之为“是鲁迅先生的自况，也是很明显的。”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认为鲁迅“似乎是被他所见的丑恶刺激得多悲观了，所以他的性格仿佛日益变得孤僻起来，这孤僻，竟至使有些热情的青年误会他是变得消极了。” 等等。

对这一类由错误的理解进而发展为歪曲作品，最后竟然加以“人身攻击”的论点，鲁迅当然难以苟同。所以，这封信一开头，就明确地告诉徐懋庸，“我并不赞成”。然后，从正面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以为那弊病也在视小说为非斥人则自况的老看法”，意思是把小说看成是“自传”或专门攻击别人的观点，乃是陈腐的观点绝不可取。接着，他将自己写小说的实践经验，告知徐懋庸：“小说也如绘画一样，有模特儿，我从来不用某一整个，但一肢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倘使无一和活人相似处，即非具象化了的作品，而邱先生却用抽象的封皮，把 《出关》 封闭了。”

鲁迅这一段话，深刻阐明了文学典型化的特点，对理解文学作品的形象及其意义，有重大指导意义。显然，文艺作品尤其小说，来自生活，反映生活；但这种反映是能动地去反映，决不是照搬照抄。否则，就会成为自然主义的东西(如过去有人把《红楼梦》看成曹雪芹自传一样)，就把作品深刻的社会意义缩小了，创作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效应。但这封信毕竟不是谈文学典型问题的专门论文，不可能全面展开并进一步阐述，故说“关于这些事，说起来话长，我将来也许写出一点意见。”可惜，七个月后，鲁迅就与世长辞了，所以我们终于未能看到鲁迅全面阐述文学与生活、文学的形象与典型的长篇论文。

这封信第二段是进一步谈《出关》这部新编历史小说。“其实是我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结末的关尹喜的几句话，是作者的本意。这种 ‘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对于他并无同情，描写上也加以漫画化，将他送出去。”这体现了鲁迅对老子和老子思想的辩证看法和态度。这里所说的关尹喜，是《出关》中的人物，相传为函谷关关尹。在《出关》这篇小说的结尾，关尹喜曾对众人说过：“他(指老子)那里会有恋爱故事呢？ 他压根儿就没有过恋爱……他说 ‘无为而无不为’。这家伙真是 ‘心高于天，命薄如纸’，想 ‘无不为’，就只好 ‘无为’。一有所爱，就不能无不爱，那里还能恋爱，敢恋爱？”此处关尹喜对老子及其思想的讽刺，确是漫画化的。它代表了著者的看法，表示出对老子 “无为而无不为”“大而无当”的思想的否定。鲁迅在信末，还说《大公报》的一点介绍，倒是“看出了作者的用意的。”这是指宗珏1936年2月7日在天津《大公报· 文艺》第89期“书报简评”上所写的《海燕》一文。文中说： “《出关》 虽然是历史题材，但是运用新的观点，针对着某角落的现象，在大众面前揭露出一些曾经使许多人迷信的偶像的原形，还是极有意义的。”鲁迅同意他的看法。

信的最后还约徐懋庸28日午后二时在内山书店见面。可见鲁迅尽管不同意徐的某些观点，但当时与徐还是保持着联系并时常见面的。

这封信仅300多字，却坦率地谈了对《出关》某些评论文章的看法。尤其是对文学形象与创造典型问题的看法，是符合文学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文学应当塑造典型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基本原理的。直到今天，对于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仍具有很大社会价值与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