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北克女权运动Mouvement feministe auQuebec

早在19世纪初，魁北克妇女就有了自己的组织。当时，这些组织完全是地方性的，其成员都是上层社会妇女。她们出于人道和宗教的目的，开办救济院和孤儿院，从事慈善事业。而绝大多数妇女生活在贫困的乡村，为土地所束缚。19世纪下半叶以后，以农业为主的魁北克逐步向工业社会转化，大批妇女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解放出来，其中不少人进入城市。妇女组织纷纷成立。随着全国性妇女组织的成立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妇女聚集在女权运动的旗帜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社会舞台上。
女权运动猛烈地冲击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妇女们逐渐认识到，只有获得政治权利，才能有效地进行斗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妇女争取选举权的风暴席卷了整个加拿大，这场运动坚定了魁北克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信心。在长期受教会统治和保守势力控制的魁北克社会，妇女争取选举权利被视为大逆不道，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教会、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乃至一些妇女组织的竭力反对和百般阻挠，直至1940年才取得胜利，比其他省份晚22年。妇女获得选举权似乎意味着女权运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从此女权主义便裹足不前。1945年，女改革家泰雷丝·卡斯格兰迫使联邦政府同意新设立的家庭津贴拨给家庭主妇，女权主义者以为大功告成，不久便销声匿迹。当时的妇女组织并未公开提出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问题，如“妇女之声”仅为一个拥护和平、反对核威胁的组织，女工和教师委员会注重的只是社会经济问题。还有一些重要的妇女组织，如代表手工业的女农场主俱乐部和战前由教会建立的农村妇女天主教联盟、家庭经济联谊会等，其宗旨和宣言与传统的保守主义一脉相承，与教会和官方维护的传统观念相差无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持沉默的女权运动，在60年代勃然而起，运动的焦点是争取两性平等和妇女更多的自由。战后工业的迅猛发展和第三产业的兴起，以及卫生和教育部门的非宗教化，使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市场。不少妇女接受高等教育，谋到与男人同等的职务。同时，妇女的社会地位在新闻、文学以及天主教运动和工会组织中得到肯定。1964年通过的《十六号法案》承认夫妻法律上平等和妇女享有行使内务和财政职责的权利。该法律彻底结束了民法对妇女某些权利的否定和限制，从法律上确立了妇女的地位。
1965年～1966年，现代魁北克女权主义——新女权主义的兴起揭开了魁北克妇女运动史上新的一页。新女权运动注意用理论武装自己，她们举办讲座，组织游行，在政府部门、政党内部、各种官方民间机构，甚至在雇主中争取支持者。运动产生了妇女出版业，出版学术刊物、儿童书籍、自助手册和报纸等。艺术家和作家积极投入这场运动，他们著书立说，抨击男女不平等现象，号召广大妇女团结起来为争取平等而斗争。学术界也受到这股潮流的冲击。专家学者们进行的妇女研究吸引了众多对妇女运动感兴趣的人。妇女研究作为社会课题列入各大学的教学课程。这一时期出现两个明确致力于保持妇女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组织：1965年成立的魁北克妇女联合会将改善妇女的地位、消除对妇女的歧视作为宗旨，其特点是非宗教和多种族化。该组织团结20多个妇女团体，很快成为最有影响的女权主义组织之一。1966年，农村妇女天主教联盟与家庭经济联谊会合并为教育和社会活动妇女组织。该组织代表社会下层妇女的利益，着重于改变妇女的经济地位，尤其是妇女在企业中的地位。这两个组织的成立标志着改良女权运动的高潮的到来。70年代，改良女权运动十分活跃。1980年，魁北克妇女联谊会聚集了35个妇女团体，代表10万妇女大众。女权运动有了新的方向，如争取堕胎合法化，消除性别歧视等。但事实证明，改良女权运动并不能彻底改变妇女的地位，它与带有左派倾向的激进女权主义虽然目标相同，但指导思想和斗争方式有重大差别。激进主义主张妇女的彻底解放，从根本上否定男女之间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竭力反对危害妇女自由和解放的那些现有法律。
魁北克激进女权运动的发展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9年～1975年，女权运动仅在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左派内部进行，其范围较小，影响不大。其间，女权运动因与官方左派、民族主义运动和工会组织关系破裂而处于孤立的地位。1975年，联合国宣布当年为世界妇女年，开始了激进妇女运动的第二阶段，其特点是范围的扩大和权力的分散。从思想意识上来讲，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女权运动已不再是运动的中心，代之以多元主义的女权主义：非社会主义的激进女权主义、表现自我的女权主义、同性恋女权主义等。当时的女权运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些组织尤其重视妇女身体受迫害的现象；另一些组织对妇女进入劳动市场和接受教育的问题最感兴趣；还有一些组织热衷于兴办刊物和剧团，以表达妇女的心声，当时最有影响的刊物是《固执的人》和《美好的生活》。
女权主义提出的最有争议的问题是有关妇女对保护自己身体的权利。这种权利涉及生育、两性关系、性暴力、妇女医疗保健和堕胎等。堕胎成为斗争的焦点，围绕堕胎问题展开的论战从6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90年代。尽管堕胎法迟迟未能通过，但论战的激烈程度、波及的范围和产生的影响表明了传统的旧观念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
1970年，加拿大妇女地位皇家特别调查委员会向政府提出报告，就妇女的就业、同工同酬、工作条件与待遇、产假、计划生育、家庭法、受教育机会、晋升机会和养老金问题提出167条意见和建议。这一报告的公布激发了妇女为争取平等而斗争的热情。1973年成立加拿大妇女地位咨询委员会。同年，在魁北克成立妇女地位委员会，1976年莱维克政府责成该委员会制定了一整套有关妇女问题的政策。妇女问题的立法确立了两性平等的原则。1980年通过的《八十九号法案》彻底否定了两性的不平等。该法案规定，夫妻双方婚后均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双方均有权保持自己的姓和名，子女可随母姓。1975年颁布的《魁北克权利与自由宪章》使各种形式的性别歧视失去法律效力，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也得到认可。1978年，魁北克政府规定禁止以怀孕理由解雇妇女，减轻妇女孕期的劳动强度，确定产假为18个星期。
60年代～70年代女权运动最大的功绩是使国家对妇女的责任感加强，工会、政党压力集团更加重视妇女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妇女在政治和家庭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并在各行各业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改变了自己的传统形象。80年代，女权主义处于低谷和反省阶段，激进的口号不再具有动员作用和吸引力。
多年来，庆祝“国际三八妇女节”已成为女权主义者的优秀传统。每年的这一天，成千上万的妇女围绕妇女地位委员会、妇女工会和妇女联合会等组织提出的问题进行长达几个小时的辩论，如政治权利、劳动妇女的团结、同工同酬、个人权利、妇女自主权、人口、无性别歧视教育、法律平等和妇女贫困等。这些与妇女的命运和前途密切相关的问题反映了前进中的魁北克妇女的新面貌。近年来，辩论的主题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1990年的两大主题“纪念妇女获得选举权50周年”和“政权面面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93年，另一个醒目的主题“魁北克各民族妇女”吸引1000多名妇女参加魁北克女权主义计划的激烈辩论。1994年的辩论主题“为了改变这个世界，女权主义者在寻找他们的伙伴”以其带有伤感的理想主义触动了众多的男性同情者。女权主义者自信妇女是半边天，但深知，为了实现其斗争目标，还必须赢得另一半边天的支持，否则其理想就将成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