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其义训为规范、美好、文明；俗，其义释为尘俗、凡庸、流俗。书法艺术中的 “雅”与 “俗”也构成又一辩证法则。
 俗，总是让人嫌，让人不可耐。雅，总是让人爱，令人向往。刘熙载《艺概》中说： “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俳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书法当以 “士气”为上，也即求其高雅、优雅之谓也。而与之对立的十二种“书气”皆当弃之，因其庸俗者也。今人陈廷祐所释也颇可玩味，其云，刘熙载是以旧时代的人物类型、气度来作比喻的。妇气，书法姿媚纤柔，扭捏作态；兵气，书法抛筋露骨，蛮横粗野；村气，愚笨少文；市气，平庸猥琐；匠气，书法技多于艺，甚至根本不把书法当作艺术来处理；腐气，死守一途，泥古不化；伧气，识见不多，鄙陋不堪；俳气，装模作样，取悦于人；江湖气，吹嘘卖弄，虚张声势；门客气，依附成性，讨好主家；酒肉气.谈吐粗鄙，了无真言；蔬笋气，寒酸气十足。(陈廷祐 《中国书法美学》)因此书家总是追求雅洁、高雅，追求书卷气，追求高士的风神韵趣。如王庭筠《李山画风雪杉松图卷跋》黄庭坚就称赞苏东坡的书艺：“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题东坡字后》)这就是一种雅，一种脱俗，在字形的温润敦厚中弥漫着书卷气息，在温文尔雅中又神采洒露，彰显才性。
 雅，书家最赏晋人书法之雅韵。晋人那种超脱空灵的胸襟，那种风行雨散、润色开花般的书艺，那种冲淡萧散的神韵，被后世书家们奉为追求的最高典范。项穆在《书法雅言·规矩》中说： “古今论书，独推两晋，然晋人风气，疏宕不羁。右军多优，体裁独妙。书不入晋，固非上流；法不宗王，讵称逸品？六代以历初唐，萧、羊以逮智永，尚知趋向，一体成家。奈自怀素，降及大年，变乱古雅之度，竟为诡厉之形。”晋人之法书，王羲之的作品便是雅的法轨和典则。但是历代也有对王羲之提出批评的，在唐代就有张怀瓘称王楷书学钟“而古雅不逮” (《书断》),韩愈亦称 “羲之俗书趋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石鼓歌》)。这往往是指王书的姿媚已不及前人的“古雅”。但是王羲之并不是去迎合流俗，而是开创了新的书风，是一种创新；从这方面看，王书并不俗。宋人最讲脱俗，但他们又无不以晋人书法为旨归，苏、黄、米、蔡无不孜孜汲汲以求晋韵，正可说明这一点。

王庭筠 《李山画风雪杉松图卷跋》

 俗，虽有俗气的一面，但有时又含有非典雅书艺所具有的情趣。康有为对魏碑竭力推崇，在《广艺舟双楫》中曾说：“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譬江、汉游女之风诗，汉、魏儿童之谣谚，自能蕴蓄古雅，有后世学士所不能为者。”这是他看到魏碑虽出自不知名的民间书家之手，但自有一种恰反是“后世学士”们的高雅书艺中所缺少的异态和精神。因此世俗之书并非可以一概忽视。
 从书法艺术的发展言，总是先俗后雅，由俗而雅。民间艺术是群众创造的，书法家经常是从民间世俗书法中汲取营养，加以加工熔铸，形成自己的书艺风格，促进书法艺术的发展。胡小石在《书艺略论》中曾说过，王羲之的书艺大致有两方面的渊源：一是“羲之变为草，其源来自章。则自西汉以至张芝、索靖、陆机各家之章书，皆其所据之遗产”,此为从前贤书法中继承之。而另一方面，“羲之省章之波磔，简化以为今草，其风亦非其独创，而实自西晋开之。今观西陲简牍中西晋人诸书，已俨然今草，而其书人，皆非后世知名之大家，是其时民间已早有此一种书风，为羲之所依据，更勤苦加工，发挥旁通，因得成为一代之典范”。由此可知王羲之书圣之高雅书艺缘由之一即是从西晋不出名的群众，也即民间世俗的书风中加以融通变化而来的。其实完全可以悟通某一种书体的产生，比如隶书也是从世俗民间产生，然后经过书家加工提炼，才达到雅的境界。而每一位习书者所经历的途径也不可能初学即雅，也是从平庸、粗俗，然后摆脱粗俗，通向雅洁。无俗则无雅，雅从俗来，俗又有待于通向雅！
 再谈 “美”与 “丑”的辩证法。若已明 “巧与拙”、“雅与俗”之法则，那么 “美与丑”的法则也自明矣，并可悟其彼此沟通。美总是和雅、巧连在一起，而丑总是与俗、拙联系在一起。如求流俗之媚，则不如求丑，而且在丑中亦有至好。郑板桥在 《题画》中说过：米元章论石，曰瘦、曰绉、曰漏、曰透，可谓尽石之妙矣。东坡又曰：石文而丑。一“丑”字则石之千态万状，皆从此出。“彼元章但知好之为好，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好也。东坡胸次，其造化之炉冶乎！燮画此石，丑石也，丑而雄，丑而秀”(陈廷祐 《中国书法美学》)。当然书法家能发现丑中之美，需要有不同一般的识见和审美情趣，而书法家在作品中以丑为美，这丑其实已不是真正的丑，而是书家以自己的审美心理、审美情感，有意识地将点划、结字、布白变形，不是经过修饰的而是乱头粗服，不是整饬的而是支离零乱的，不是流利的而是笨拙艰涩的，不是圆熟含蓄的而是直率生硬的，从而表达自己的真趣，可以说这是高层次上的 “丑”,从丑中得到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