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会议

指为了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的两次重要会议。1958年11月2日——10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简称第一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召开的扩大会议，简称第二次郑州会议。——1958年8月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于9月公布后，全国兴起了以“一大二公”为指导思想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出了不少乱子。10月下旬，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视察时，发现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在生产、分配、福利、生活和经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由于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的界限，实行供给制，搞“穷过渡”，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也发展起来，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给农村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损害。毛泽东始终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同时，他也是党中央领导集体中较快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发展中出现尖锐问题的领导人。他发觉在公社化运动中，很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闯”，有一大堆混乱思想。为了纠正这种“左”的错误，毛泽东倡议并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在会上，毛泽东领读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作了多次讲话。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是：(1)明确提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界限，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我国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目前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不要毫无根据地宣布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不要立即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指出，有些人总想三五年搞成共产主义，认为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是右倾，这是错误的。他认为，两个过渡的关键在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有一个发展过程，不可能在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立即完成。这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一样，也只能逐步完成这两个过渡。他强调指出，集体所有制能否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看其产品能否在全国范围内无条件地调拨。不能服从全国的调拨，就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如果没有完成工业化，农业工厂化，产品就不丰富，就不可能直接调拨，也不能实现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即使将来全国实现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也不等于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区别是：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共产主义实行按需分配。人民公社现在吃饭不要钱，只能说是有了共产主义的因素和萌芽，而不能叫做共产主义，不能降低共产主义的标准。(2)批评了主张在现阶段废除商品、货币、等价交换，实行产品统一调拨的错误观点。阐述了商品、货币和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积极意义。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等人在现阶段取消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的“左”的观点。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等经济范畴，而必须使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的问题，而是要大大发展的问题。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必须发展商品交换。现在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之势，一提商品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商品调拨。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如果对公社产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农民。毛泽东指出，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看它同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指出，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有些人认为，人民公社主要是自然经济，只有自给自足，才是名誉的，如果进行商品生产，就是不名誉。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的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力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和社员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11月9日，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信中强调指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这次会议是在完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还继续提出了一些高指标，也没有解决公社内部的“共产风”问题。会议是纠正“左”倾错误的良好开端。郑州会议后接着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又称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决议下发后，全国农村人民公社普遍展开了整顿工作。由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并没有真正制止，加上高估产、高征购，以及对瞒产私分的不恰当处理，农民同国家的关系相当紧张。1959年2月，毛泽东到河北等地检查工作，发现了这些问题，他决定从调整公社内部所有制这一环节入手，继续解决公社化带来的问题。为制定整顿公社的方针和方法，中央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同志20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27人。着重研究公社内部所有制问题、解决“共产风”问题，以及压低经济指标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研究的主要问题有：(1)党同农民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2)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会议认为目前我们同农民关系紧张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在公社所有制上前进得过远了一点。毛泽东指出，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六中全会决议没有写明公社内部由小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大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抵抗。(3)批评了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两种倾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是：穷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共”各种“产”。为了纠正“共产风”，必须克服党在工作中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倾向。毛泽东指出，当我们批评下面的本位主义的时候，首先应该检查和纠正自己的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由于生产和劳动的情况有所差别，从而他们的收入也应当有所差别。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这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违反了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我们所不许可的。对剥削阶级的财产我们尚不剥夺，采取赎买政策，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为克服平均主义倾向，要反对剥夺农民，并强调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不要太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所写的一个批语中还指出，1958年的一些错误是“左”倾冒险主义。(4)提出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方针。会议在讨论中形成的《郑州会议记录》，规定了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具体划分了公社、管理区（或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的职权范围，明确指出相当于原高级社的管理区和生产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它有权按照公社的计划和有关规定，统一安排本单位的农业生产、收益分配、兴办和管理小型工厂以及文化教育卫生和公共福利事业，搞好劳动管理。会议对纠正平均主义等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公社的核算单位仍在生产大队，在分配制度上也没有取消供给制，对清理“共产风”的政策，会议规定过去的旧帐一般不算（八届七中全会改为旧帐还是要算），说明当时纠“左”是不彻底的。会上，毛泽东对人民公社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触及到了一些实质性问题，对一些问题还主动承担了责任。

郑州会议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武汉国民政府与冯玉祥举行的反共会议。1927年6月10日至11日在郑州陇海花园举行。武汉方面参加会议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徐谦、孙科等人，冯玉祥方面除冯外，还有鹿钟麟、刘骥等，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等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公开反共。但在反对蒋介石问题上相对立。冯玉祥劝武汉政府停止宁、汉之争。会后，北伐军回师武汉，镇压工农运动。冯玉祥即去徐州同蒋介石举行会议，会商宁汉合作等问题。

郑州会议

1927年6月10日，汪精卫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汪的目的在于拉冯反蒋。在会上，汪精卫谴责蒋介石目无党纪，独断专行，要和冯一起反蒋；而冯玉祥则主张停止宁汉之争，共同北伐。但在反共这一问题问题二者取得一致意见。会议决定，设立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由冯玉祥为主席，指导豫、陕、甘三省党务；成立陕、甘、豫三省省政府委员会，由冯玉祥、于右任、刘郁芬分别担任三省省政府主席；将冯的第二集团军扩编为七个方面军； 在豫各军概由冯玉祥节制指挥；唐生智率领的第四方面军全部撤回武汉。这次会议，实际上使冯玉祥独揽了河南和西北的军政大权，同时也为以后武汉分共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