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可斋记言记行

清末早期改良派代表作。十卷。清末马建忠著。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人。清光绪二年(1876)被派赴法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后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等职。此书分《记言》、《记行》两部分。其中《记言》四卷辑录作者在清同治十年(1871)至清光绪二十年(1894)间的书禀和论说；《记行》六卷，为作者勘旅顺防务，出使印度和朝鲜的记事。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汇编成书出版，梁启超高度评价其“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议，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此书反映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和要求。
《适可斋记言记行》揭露了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指出：“其公使傲倪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抚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作者提出要抵抗外国的侵略就需要学习西方的富强之道，主张“富民”、“护商”。西方各国富强的原因并非“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故作者强调“国强基于国富，国富唯赖行商。华人率精贸易，富国之基在焉。”认为国富是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而要民富就要发展资本主义，因此要“护商”以发展民族工商业。作者指出：“夫处今之世，轮舟铁道梭织寰中，而欲自囿一隅，禁绝外人往来，势必不能；不若因其利而利之，以广我之利源，推行尽善，国富民殷”。借以反对封建小农经济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思想。宣传重商主义：“宇内五大洲，国百数……无不以通商致富。尝居其邦而考其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作者一再强调有利的贸易平衡乃是富国最有效的手段，“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出口货多，则已散之财可复聚；进口货少，则未散之财不复散”。并具体设计了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措施如保护关税、集资合股、举国债等。
《适可斋记言记行》要求改良政治，主张“立议院”。反对仅学西方船坚炮利这些皮毛东西，认为西学也有本有末，指出西方国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赞扬西方国家议会制度和三权分立体制，主张学习西方政治制度，说：“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催科不由长官，墨吏无所逞其欲；罪名定于乡老，酷吏无所舞其文。人人有自主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透露出一些主权在民思想及其对之的向往。
《适可斋记言记行》主张设立学堂，培养人才。认为“讲富强以算学格致为本。中国不患不富，而患藏富之不用，将来采矿、酿酒、制机器、创铁路、通电报诸大端，在在皆需算、化、格致诸学”。以为讲富强，需要知识技术，而培养人才就成为富民强国的必要前提。
《适可斋记言记行》还分析了国际公法的实质，指出国际公法不过是为强权作辩护。“泰西之讲公法者，发议盈廷，非说理之不明，实所利之各异……于是办交涉者不过借口于公法，以曲循其私”，批判了洋务派和外国侵略分子所热心宣传的“公法学”、“信义为先”、“中外和好”等说教。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刻。后有光绪二十二年本刻本和光绪二十三年石印本。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