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理论批评jindai wenxue lilun piping

1840年到“五四”前夕的文学理论批评。这是中国社会新旧交替并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学的社会功能受到各阶级各阶层的普遍重视，因而文学思潮和文学批评异常活跃。
19世纪中叶，桐城派文论和宋诗派诗论占有统治地位。姚鼐弟子梅曾亮首先提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的主张，要求把“义理”空谈与封建政治相结合，对桐城散文流于空疏的弊端有所矫正。姚门另一弟子姚莹对桐城藩篱更有突破，提出“经济世务”之说，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要求文章对现实作积极反映，以利改革弊政，抵御外侮。曾国藩承接桐城文论，更有所发展，于桐城派标榜的义理、考据、词章外加上“经济”一条。他的主张是直接服务于其封建政治的，但同时纠正了桐城文论的空谈和不足。宋诗运动的中坚人物是何绍基、郑珍、莫友芝，他们的诗歌理论都带有浓厚的理学气味，与桐城文论一脉相承。如何绍基鼓吹“温柔敦厚”的“诗教”，把诗视为宣传封建纲常伦理的工具。
这一时期显露新时代曙光的是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文学主张。龚自珍提出“尊情”、“宥情”的主张，要求文学冲出封建思想的束缚，抒写真情实感，表现个性，是资产阶级要求个性解放的最初心声，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魏源思想与龚氏相近，他论诗文的标准是看其是否能启迪民智、考察民意，具有可贵的人民性。冯桂芬继承龚、魏文章应经世致用的精神，明确反对桐城义法所维护的正统即程朱理学的道，他也以载道为原则，但他的“道”则具有丰富的现实性。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洪秀全等都强调文章要“合天情”，“符真道”，以服务于革命运动，反对浮文巧言，强调“文以纪实”、“言贵从心”。
19世纪末期，桐城派文论走入末流，其代表人物是吴汝纶。宋诗派这时则演变为同光体，堕入了形式主义的泥坑。
这一时期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新的诗文理论影响越来越大，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自叙》中明确反对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俗儒”诗风，提倡“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和“我手写我口”，为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树立了榜样。
到了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的改良家们先后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口号，于诗倡导“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为旧体诗的发展拓宽了道路，于文则创造了报刊日用文体——新民体，为古文的通俗化，以至向白话文的过渡铺平了道路。
20世纪初，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南社文人继续推进诗文的现实性、政治性、战斗性，与拟古颓风作坚决的斗争，但在理论上他们没有明显超越改良派领袖们提出的主张。
近代词学研究卓见成效，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词论专著。刘熙载一反在清词坛占统治地位的以周邦彦、吴文英为正体的传统，推尊苏轼、辛弃疾的词为正体，而以晚唐五代婉丽词风为变调，主张词应多风云气，少儿女情。在艺术形式上倡导情景交融、自然天成。谭献推尊词体，强调词之比兴寄托。冯熙选编了《宋六十一家词选》，以感情深挚，语言清浅淡雅的词为尚，陈廷焯所著《白雨斋词话》是常州词派后期词论最重要的著作，他论词标举《国风》、《离骚》的传统，强调比兴寄托，要求有深厚的思想感情和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推温庭筠、姜夔、王沂孙等为“千古词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论词为主，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文学观点，继承中国古代艺术论传统，吸取西方美学思想而自成体系，在新旧文艺思想交替时期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理论核心，围绕境界说，作者多方阐述，提出了隔与不隔、写境与选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等概念，对于写实与虚构，制作中的主观与客观、情与景，作者观察事物与表现事物等一系列文学创作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见解大大超过前人。
甲午战争之后，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高涨，戏曲改良势在必行。大量的戏曲理论批评文章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其共同趋向是强调戏曲的社会功能，重新分析戏曲的艺术特征，主张戏曲服务于维新运动的政治思想斗争。在严复、夏曾佑、康有为，特别是梁启超的积极倡导下，戏曲改良汇成洪流。严复、夏曾佑认为戏剧的特征是表现人类之“公性情”（义近于西方文论中的人性）。蒋观云认为唯有悲剧才有益于社会和人生。梁启超则充分认识到了戏剧形式的群众性。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对戏曲和小说的改良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姚华的戏曲理论自成体系。王国维是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发展史的第一人，全面探讨了我国戏曲的渊源及演变、戏曲的特征，如人物塑造、角色分工等，推元杂剧为“一代之绝作”，卓有见识。
1904年，陈去病、汪笑侬等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戏曲专刊《二十世纪大舞台》，其《发刊词》明言他们倡导的戏曲改良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政治色彩，即“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人思想为唯一目的。”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家过于重视戏曲的社会功效，致使理论上出现不注重戏曲艺术形式研究的偏颇，吴梅对这一现象提出了批评，他著有《中国戏曲概论》、《曲学通论》等戏曲专著。到了维新时期，改良派打出“小说界革命”的旗号，近代小说理论才出现了新的局面。梁启超是这场革新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近代小说理论的奠基人，他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篇纲领性的文章，其理论贡献在于：强调小说的社会功用，把小说在文坛上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号召小说为改良政治服务，提出了“政治小说”的概念，对小说的特征有一定的认识。这一时期小说杂志陆续问世，不但发表创作和译著，也发表了不少小说论文。理论上较有代表性的有吴趼人、李伯元、欧阳淦等。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承改良派理论，但又纠正其关于小说与社会关系、小说与政治关系理论的偏差，使近代小说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其代表人物有陈天华、黄人、徐念慈等。这一时期王国维等人还用新的观点方法对古典小说作了较系统的评价。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中“明人章回小说”等章节和王钟麒的一些论文，对我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林纾的翻译小说理论，对中国小说吸取外来小说技法、促进古典小说向现代小说过渡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