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词 | 资治通鉴 |
类别 | 中英文字词句释义及详细解析 |
释义 | 《资治通鉴》 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北宋司马光主编。全书294卷,另有《目录》、《考异》各30卷。光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目的,总结统治经验,为巩固封建政权服务。初成《通志》8卷,起于战国,止于秦二世。进献宋英宗,于1066年(北宋治平三年)奉命设书局继续编撰,至1084年(北宋元丰七年)完成,历时19年。协助编撰者有北宋著名史学家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司马光出生于官僚家庭,其父司马池为北宋名臣。他幼年聪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进士出身,官至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由于政治上的分歧,神宗任命他为枢密副使而坚辞不就,退居洛阳,致力于编撰《资治通鉴》。全书取材广博,内容宏富。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上起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廿三年),下至959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计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颇受神宗赏识,认为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定名为《资治通鉴》,并为作序。《通鉴》最后由光总其成,在史料的剪裁、整理和史实的考订方面颇为讲究,有《考异》以明取材不同之故,有《目录》以备查阅之用。它保存了一些佚书的部分记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较为系统而又完备的资料。《通鉴》采用编年方法,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叙事清楚,文笔简洁流畅。司马光政治上墨守陈规,反对王安石变法,书中常以“臣光曰”发表议论,宣扬封建统治之道。 资治通鉴 简称《通鉴》。编年体通史。全书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北宋司马光等撰。书成于宋元丰七年(1084年)。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名著。它是集体合作,并由个人负责编集成书的。此书作者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人才。据司马光元丰七年十一月《进通鉴表》中所载:检阅文字是司马光之子司马康,同修有三人,即刘攽、刘恕和范祖禹。(撰者事迹参见“《迂书》”条) 刘攽,字贡父。生于宋天圣元年(1023年),卒于宋元祐四年(1089年)。宋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庆历进士,为州县官二十余年,迁国子监直讲,官至中书舍人。宋英宗治平年间,曾奉命校正《后汉书》。在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中,负责汉史长编的编撰工作。 刘恕,字道原。生于宋天圣十年(1032年),卒于宋元丰元年(1078年)。宋筠州(今江西高安)人。皇祐进士,官至秘书丞。是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班子中的重要成员。不仅负责撰写纷繁错乱的三国魏晋南北朝及隋与五代十国史事的长编,而且对于全书的体例、史事的考订等,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范祖禹,字梦得,又字淳甫。生于宋康定二年(1041年),卒于宋元符元年(1098年)。成都华阳人。宋仁宗嘉祐进士。宋熙宁三年,经司马光奏调,入修书局,专职唐史。书成后,司马光举荐他为秘书省正字,后官至龙图阁直学士。 在编撰《资治通鉴》前,司马光曾独自撰修了一部编年史书,内容是自战国至秦,共有八卷,名为《通志》。呈进给宋英宗后,于治平三年四月,英宗命他继续编撰,并特命他自选助手,设立修书局于崇文院,并允许他借阅龙图阁、天章阁、三馆秘书阁图书。但当时尚无“通鉴”之名,只称作《历代君臣事迹》。次年十月,宋神宗继位,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此书写了序文。熙宁初,他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迫离开朝廷,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西安)。熙宁三年,改判西京御史台(在洛阳)。从此,他在洛阳居住了十五年,把全部精力都投注在修撰《资治通鉴》上。三位同修编出长编后,至于对材料的取舍及有关的议论,都是由司马光自任其劳。此书虽为集体合作,但最终却成于司马光一人之手。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全书修成,总共费时达十九年。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一千三百余年的史事,也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中包容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其所依据的材料非常宏富。除了前代的十七部正史以外,凡唐以来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以及笔记小说中的有关史料,都囊括殆尽。据后人统计,《资治通鉴》正文之中,除直接引用十七部正史中的史料外,还征引了至少三百余种史籍中的史料。而这些史籍,现今绝大多数都已失传散亡了,幸赖《资治通鉴》保存了其中重要的史料。从总体上讲,秦汉以前,史料缺乏,于正史未有重大补充;魏晋以下,新增史事渐多,尤以隋唐五代史事非常宏富。而且经司马光严格而审慎地考求和辨证,以至《资治通鉴》中的这部分内容比有关正史更为准确可靠。因此,《通鉴》一书,不仅是史料的宝库,而且在考辨史事真伪时,也多以之为重要的依据。 《资治通鉴》在史学上的杰出地位,与司马光踏实严谨的学风有关,更直接得益于他所采用的先进的编纂方法。司马光制定的编撰过程是:先让助手按照年月日,把史事编成“丛目”,然后再编成“长编”。编撰《长编》的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这种方法可视为竭泽而渔式的搜求史料。如范祖禹负责编写《唐纪长编》,相传总共达六百卷之多,由此可略知当时史料搜求之完备、工作量之巨大。最后在《长编》的基础上,由司马光一人删定成书。他在删削《长编》的过程中,不仅从浩如烟海的史事记载中择定正文,对记载不同的史事进行考证和辨别,而且进行文字加工,最终使一千三百余年的编年史,有如一气呵成,使全书体例一贯,文字也大体一律。 《资治通鉴》是以编年为体,年经事纬,时间概念极为清楚。同时,此书虽属编年体,但却吸收了纪传体的一些优点。如每遇有重大历史事件时,必交代其前因后果,使同一史事的材料,不再分见于多处。从而避免了前代编年体史书材料零散和不相联接的弊病。全书共有二百九十四卷,按王朝正统的顺序,分为《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在十六大部分中,没有《蜀纪》、《吴纪》、《后魏纪》、《北齐纪》、《北周纪》和《十国纪》等名目。因此,在纪年上颇为不便。如三国鼎立,魏、蜀、吴各自为国且各有年号。《通鉴》记吴、蜀国事不分注吴、蜀各自的年号,而只用曹魏年号。又如南北朝时期,以南朝为正统,记北朝史事而纪年仍依南朝,以至隋文帝开皇九年以前的史事都记在陈的年号之下,既不符合事实,又易使读者茫然不辨。此外,如两朝交替,或改元时,凡一年有二至三个年号的,《通鉴》总是用最后的一个年号。因此,这一体例,使我们从《资治通鉴》中无法看出上一年号止于何时,对研究历史,则是增加了困难。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是带有他的浓厚的政治目的。司马光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反对王安石等人的变法措施。王安石执政变法,他自请出京,退居洛阳,发愤著书。政治上的失意,更刺激了他从古史的研究与探讨中得出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此书对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有关国家兴衰,以及与人民休戚相关的历史,记载尤为详尽。为了达到“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著作目的,在大量记载历代王朝的政治措施,以及政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的事迹和言行中,一方面宣扬封建道德、表彰忠孝,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大胆、更全面地揭露封建统治的阴暗面。书中对于政治十分腐败,甚至伤天害理、残酷奴役人民的丑恶事迹,也不厌其详地作为反面材料而如实记述。所以,此书不仅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治国安邦的经验,而且,对于我们今天能更深刻地理解我国古代封建统治,也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在《资治通鉴》中,军事材料占有很大的篇幅。此书中记载了历代大小战争,其中包括内战、外战、民族间的战争和农民起义战争与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无论战争的大小,司马光都详详细细地叙述战争的全过程,即制定军事计划时的争论,战争的具体过程,以及对战争成败的分析。因此,《资治通鉴》为研究我国古代战争史例,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资治通鉴》对于经济史材料,也较为重视。尤其是对于历代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措施,以及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史实,大体完备无缺。 《资治通鉴》有史论一百八十六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臣光曰”三字发端的。这是他自己的议论,共有一百零二篇;另一类是历来史家原有的论赞,经他移来而作为《资治通鉴》中的史论。这样的史论,共有八十四篇。司马光有所论述之处,多是有关治乱之机,即所谓为君之道与事君之道的论述。司马光采用的这种体例,同样是为了“有资于治道”这一宗旨。每遇有机会,他则因事进谏,为巩固封建统治而积极地服务。 《资治通鉴》一书,卷帙浩大。据司马光自称,自《通鉴》成书后,只有王胜之一人通读过一遍。而且编年体是以年月编排,要想查阅某事,极为不便。因此,司马光又作《通鉴目录》三十卷。他仿年表体例,把每年的重要事情,标题列举。这使头绪纷繁的史事,可以按目录检寻;也可通过目录,得到某年发生的某项重大事件的提示。因此,《通鉴目录》的产生,极便于《资治通鉴》的阅览与查寻。此外,在这三十卷目录中,有关历法朔闰和甲子都是根据刘羲叟的《长历》而成。刘羲叟是宋代著名天文历法学家,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他已经不在人世。但是,《通鉴》采用《长历》纪年,因而在历法上错误较少。并且,刘羲叟《长历》今已无全书,亦赖《通鉴》使之得以保存。 司马光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他对于史料本身的异同加以辨证,并作出了《通鉴考异》三十卷。古代史料缺乏,一件事情往往仅存有一种记载。但魏晋以后,史料逐渐增多,因而又出现记载各异,甚或有相反者。司马光一改过去史家主观判断、不加说明的作法。凡遇有材料有异同的,他总是经过反复研究,选择比较可靠的编入《通鉴》正文。并且,他又把各种记载不同的史料和自己选择的理由,逐条说明,列在《通鉴考异》之中。《通鉴》行文流畅简洁,史料都不注出处,有了《通鉴考异》,便可以从中了解司马光言之有据,并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 《资治通鉴》一书,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史学名著之一。它对后世史学影响颇深。这主要表现在体例上。《通鉴》的体例完善,它综合了过去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正史的优点,一改编年体史书琐碎、零乱的记事方法,创立了“通鉴”体裁的史书,开创了编年体史书的新纪元。在《通鉴》之后,仿效其体例的史学巨著众出。如宋人李焘著有《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和夏燮的《明通鉴》等书。并且,在《通鉴》的基础上,又首先发展出“纪事本末”体裁的史书。而且,后人针对司马光《通鉴》的研究也很多。这些研究著作,大致包括注解、考证和补遗三类。例如:元朝人胡三省的《通鉴音注》二百九十四卷,以及《释文辨误》十二卷。宋人王应麟著有《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宋人刘羲仲著有《通鉴问疑》一卷。明人严衍著有《资治通鉴补》二百九十四卷。因之,后世对《通鉴》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专门的学问,称为“通鉴学”。 《资治通鉴》的版本众多。其主要的有如下几种。最早的是宋元祐初年,宋政府下令由国子监刻板,今已不存。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两浙东路茶盐监司公使库刻本。它是根据北宋本重刻的。此本原为清内府所藏,溥仪从宫中携出,归潘复收藏,抗战胜利前,故宫出价收回,一九五九年,移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其次是傅增湘收藏的,由七个宋刻残本拼凑的“宋百衲本”。此本是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本及六种不同的建阳坊建本。后来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资治通鉴》,即是此本。 元刊《通鉴》胡注本,今已不易得。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鄱阳胡克家复刊胡注元刊本。此本校刻精良,后来翻刻《通鉴》的大都翻这个本子。此本一般称为“胡刻原板《资治通鉴》”,是《通鉴》胡注本的最好版本。 清光绪年间,长沙胡元常又刻有《通鉴全书》。此本除包括《资治通鉴》正文及胡注之外,还包括《通鉴目录》、《通鉴考异》、《通鉴释例》、《通鉴问疑》、《通鉴释文》、《通鉴辨识》和《叙录》等七种。一九五六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资治通鉴》。此本是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校点、分段,并于每年之下加注公元纪年,是目前最好的通行本。 《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与《资治通鉴》相辅而行。有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明赵府居敬堂刻本,陈仁锡刻本,江苏书局刻本,胡元常刻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 《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原与《通鉴》别行,胡三省作注时,将它散入各文之下。但依然有单行本。有宋刻本,有明嘉靖年间孔夫胤刻本,光绪间胡元常刻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 资治通鉴 [原文](节选) 赤壁之战 初,鲁肃闻到刘表卒,言于孙权曰:“荆州与国邻接,江山险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刘表新亡,二子不协,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权即遣肃行。 到夏口,闻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备南走。肃敬迎之,与备会于当阳长坂。肃宣权旨,论天下事势,致殷勤之意。且问备曰:“豫州今欲何至?”备曰:“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肃曰:“孙讨虏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自结于东,以共济世业。而欲投吴巨,巨是凡人,偏在远郡,行将为人所并,岂是托乎!”备甚悦。肃又谓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乱江东,为孙权长史。备用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 曹操自江陵将顺江东下。诸葛亮谓刘备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遂与鲁肃俱诣孙权。亮见权于柴桑,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共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愿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什,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 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日:“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 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敝,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未,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以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与其群下谋之。 是时,曹操遣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权以示群下,莫不响震失色。长史张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曹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鲁肃独不言。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肃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旧乎?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权叹息曰:“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 时周瑜受使至番阳,肃劝权召瑜还。瑜至,谓权曰:“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北土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 而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平衡;今又盛寒,马无藁草; 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数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乃罢会。 是夜,瑜复见权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已久疲; 所谓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夫以疲病之章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愿将军勿虑!”权抚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遂以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将兵与备并力逆操,以鲁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 刘备在樊口,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吏望见瑜船,驰往自备,各遣人慰劳之。瑜曰:“有军任,不可得委暑;倘能屈威,诚副其所望。”备乃乘单舸往见瑜曰:“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奋欲呼鲁肃等共会语,瑜曰:“受命不得妄委暑,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备深愧喜。 进,与操遇于赤壁。 时操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获、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备走舸,系于其尾。先以书遗操,作云欲降。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震,北军大坏。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赢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嬴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渡,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 肥水之战 太元七年,……冬,十月,秦王坚会群臣于太极殿,议曰:“自吾承业,垂三十载,四方略定,唯东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计吾士卒,可得九十七万,吾欲自将以讨之,何如?”秘书监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罚,必有征无战,晋主不衔璧军门,则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国士民,使复其桑梓,然后回舆东巡,告成岱宗,此千载一时也。”坚喜曰:“是吾志也。” 尚书左仆射权翼曰:“普纣为无道。三仁在朝,武王犹为之旋师。今晋虽微弱,未有大恶;谢安、極冲皆江表伟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以臣观之,未可图也!”坚默然良久,曰:“诸君各言其志”。 太子左卫率石越曰:“今岁镇守斗,福德在吴,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据长江之险,民为之用,殆未可伐也!”坚曰:“昔武王伐纣,逆岁违卜。天道幽远,未易可知。夫差、孙皓皆保据江湖,不免于亡。今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乎!”对曰:“三国之君皆淫虐无道,故敌国取之,易于拾遗。今晋虽无德,未有大罪,愿陛下且按兵积谷,以待其畔。”于是群臣各言利害,久之不决。坚曰:“此所谓筑舍道旁,无时可成。吾当内断于心耳”。 群臣皆出,独留阳平公融,谓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过一二臣而已。今众言纷纷,徒乱人意,吾当与汝决之。”对曰:“今伐晋有三难: 天道不顺,一也; 晋国无衅,二也; 我数战兵疲,民有畏敌之心,三也。群臣言晋不可伐者,皆忠臣也,愿陛下听之。”坚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复何望!吾强兵百万,资使如山;吾虽未为令主,亦非阁劣。乘累捷之势,击垂亡之国,何患不克?岂可复留此残寇,使长为国家之忧哉!”融泣曰:“晋未可灭,昭然甚明。今劳师大举,恐无万全之功。且臣之所忧,不止于此。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满畿甸,此属皆我之深仇。太子独与弱卒数万留守京师,臣惧有不虞之变生于腹心肘掖,不可悔也。臣之顽愚,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英杰,陛下常比之诸葛武侯,独不记其临没之言乎!”坚不听。于是朝臣进谏者众,坚曰:“以吾击晋,校其强弱之势,犹疾风之扫秋叶,而朝廷内外皆言不可,诚吾所不解也!” 太子宏曰:“今岁在吴分,又晋君无罪,若大举不捷,恐威名外挫,财力内竭,此群下所以疑也!”坚曰:“昔吾灭燕,亦犯岁而捷,天道固难知也。秦灭六国,六国之君岂皆暴虐乎!” 冠军、京兆尹慕容垂言于坚曰:“弱并于强,小并于大,此理势自然,非难知也。以陛下神武应期,威加海外,虎旅百万,韩、白满期,而蕞尔江南,独违王命,岂可复留之以遗子孙哉!《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断自圣心足矣。何必广询朝众!晋武平吴。所仗者张、杜二三臣而已。若从朝众之言,岂有混壹之功!”坚大悦曰:“与吾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已。”赐帛五百匹。 坚锐意欲取江东,寝不能旦。阳平公融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且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坚曰:“帝王历数,岂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 刘禅岂非汉之苗裔邪,终为魏所灭。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达变通耳!” 坚素信重沙门道安,群臣使道安乘间进言。十一月,坚与道安同辇游于东苑,坚曰:“联将与公南游吴、越,泛长江,临沧海,不亦乐乎!”安曰:“陛下应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维,自足比隆尧、舜,何必栉风沐雨,经略遐方乎!且东南卑湿,沴气易构,虞舜游而不归,大禹往而不复,何足以上劳大驾也!”坚曰:“天生丞民而树之君,使司牧之,朕岂敢惮劳,使彼一方独不被泽乎!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无征伐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宜驻跸洛阳,遣使者奉尺书于前,诸将总六师于后,彼必稽首入臣,不必亲涉江,淮也。”坚不听。 坚所幸张夫人谏曰:“妾闻天地之生万物,圣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顺之,故功无不成。是以黄帝服牛乘马,因其性也; 禹浚九川、障九泽,因其势也;后稷播殖百谷,因其时也。汤、武帅天下而攻桀、纣,因其心也; 皆有因则成,无因则败。今朝野之人皆言晋不可伐,陛下独决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犹因民,而况人乎!妾又闻王者出师,必上观天道,下顺民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请验之天道。谚云:‘鸡夜鸣者不利行师,犬群嗥者宫室将空,兵动马惊,军败不归。’自秋、冬以来,众鸡夜鸣,群犬哀嗥,厩马多惊,武库兵器自动有声,比皆非出师之祥也。”坚曰:“军旅之事,非妇人所当预也。” 坚幼子中山公诜最有宠,亦谏曰:“臣闻国之兴亡,系贤人之用舍。今阳平公,国之谋主,而陛下违之;晋有谢安、桓冲,而陛下伐之,臣窃惑之!”坚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 太元八年,……秋,七月,……秦王坚下诏大举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势还不远,可先为起第。”良家子至者三万余骑,拜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都统。是时,朝臣皆不欲坚行,独慕容垂。姚苌及良家子劝之。阳平公融言于坚曰:“鲜卑、 羌虏,我之仇住雠, 常思风尘之变以逞其志,所陈策画,何可从也?良家少年皆富饶子弟,不闲年旅,苟为谄谀之言以会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轻举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后患,悔无及也。”坚不听。 八月,戊午,坚遣阳平公融督张蚝、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以兖州刺史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坚谓苌曰:“昔朕以龙骧建业,未尝轻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将军窦冲曰:“王者无戏言,此不祥之征也。”坚默然。 慕容楷、慕容绍言于慕容垂曰:“主上骄矜已甚,叔父建中兴之业,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谁与成之!” 甲子,坚发长安,戌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九月,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兵方顺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阳平公融等兵三十万,先至颖口。 诏以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众共八万拒之;使龙骧将军胡彬以水军五千援寿阳。琰,安之子也。 是时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谢玄入,问计于谢安,安夷然,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游山墅,亲朋毕集,与令围棋赌墅。安棋常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故手而又不胜。安遂游陟,至夜乃还。桓冲深以根本为忧,遣精锐三千入卫京师;谢安固却之,曰:“朝廷处分已定,兵甲无阙,西藩宜留以为防。”冲对佐吏叹曰:“谢安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今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遣诸不经事少年拒之,众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冬,十月,秦阳平公融等攻寿阳;癸酉,克之,执平虏将军徐元喜等。融以其参军河南郭褒为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郧城。胡彬闻寿阳陷,退保硖石,融进攻之。秦卫将军梁成等帅众五万屯于洛涧,栅淮以遏东兵。谢石、谢玄等去洛涧二十五里而军,惮成不敢进。胡彬粮尽,潜遣使告石等曰:“今贼盛粮尽,恐不复见大军。”秦人获之,送于阳平公融。融驰使白秦王坚曰:“贼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坚乃留大军于项城,引轻骑八千,兼道就融于寿阳。遣尚书朱序来说谢石等,以为:“强弱异势,不如速降。”序私谓石等曰:“若秦百万之众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己夺气,可遂破也。” 石闻坚在寿阳,甚惧,欲不战以老秦师。谢琰劝石从序言。十一月,谢玄遣广陵相刘牢之帅精兵五千赴洛涧,未至十里,梁成阻涧为陈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击成,大破之,斩成及戈阳太守王咏; 又分兵断其归津,秦步骑崩溃,争赴淮水,士卒死者万五千人,执秦扬州刺史王显等,尽收其器械军实。于是谢石等诸军,水陆继进。秦王坚与阳平公融登寿阳城望之,见晋兵部阵严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兵,顾谓融曰:“此亦勍敌,何谓弱也!”怃然始有惧色。 秦兵逼肥水而陈,晋兵不得渡。谢玄遣使谓阳平公融曰:“君悬军深入,而置陈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陈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秦诸将皆曰:“我众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万全。”坚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铁骑蹙而杀之,蔑不胜矣!”融亦以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复止。谢玄、谢琰、桓伊等引兵渡水击之。融驰骑略陈,欲以帅退者,马倒,为晋兵所杀,秦兵遂溃。玄等乘胜追击,至于青冈;秦兵大败,自相蹈籍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却,朱序在陈后呼曰:“秦兵败矣!”众遂大奔。序因与张天锡、徐元喜皆来奔。获秦王坚所乘云母车。复取寿阳,执其淮南太守郭褒。 …… 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履齿之折。 夜袭蔡州 李佑言于李诉,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赢老之卒,可以乘虚直抵其城。比贼将闻之,元济已成擒矣。”诉然之。 冬,十月……辛未,李诉命马步都虞候、随州刺史史旻留镇文城,命李佑、李忠义帅突将三千为前驱,自与监军将三千人为中军,命李进诚将三千人殿其后。军出,不知所之。诉曰:“但东行!”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据其栅,命士少休,食干粮,整羁鞠,留义成军五百人镇之,以断朗山救兵。命丁士良将五百人断洄曲及诸道桥梁,复夜引兵出门。诸将请所之,诉曰:“入蔡州取吴元济。”诸将皆失色。监军哭曰:“果落李诉奸计!”时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天阴黑,自张柴村以东道路,皆官军所未尝行,人人自以为必死; 然畏诉,莫改违。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鹅鸭池,诉令击之以混军声。 自吴少诚拒命,官军不至蔡州城下三十余年,故蔡人不为备。壬申,四鼓,诉至城下,无一人知者。李佑、李忠义镬其城,为坎以先登,壮士从之。守门卒方熟寐,尽杀之,而留击柝者,使击柝如故。遂开门纳众。及里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觉。鸡鸣雪止,诉入居元济外宅。或告元济曰:“官军至矣!”元济尚寝,笑曰:“俘囚为盗耳! 晓当尽戳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济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听于廷,闻诉军号令曰:“常侍传语。”应者近万人。元济始惧,曰:“何等常侍,能至于此!”乃帅左右登牙城拒战。 时董重质拥精兵万余人据洄曲,诉曰:“元济所望者,重质之救耳!”乃访重质家,厚抚之,遣其子传道持书谕重质。重质遂单骑诣诉降。 诉遣李进诚攻牙城,毁其外门,得甲库,取器械。癸酉,复攻之,烧其南门。民争负薪助之,城上矢如猬毛。晡时,门坏,元济于城上请罪,进诚梯而下之。甲戌,诉以槛车送元济诣京师,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诸镇兵二万余人相继来降。 李诉还军文城,诸将请曰:“始公败于朗山而不忧,胜于吴房而不取,冒大风甚雪而不止,孤军深入而不惧,然卒以成功,皆众人所不谕也,敢问其故?”诉曰:“朗山不利,则贼轻我而不为备矣。取吴房,则其众奔蔡,并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风雪阴晦,则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军深入,则人皆致死,战自倍矣。夫视远者不顾近,虑大者不详细,若矜小胜,恤小败,先自挠矣,何暇立功乎!”众皆服。 诉俭于奉已而丰于待士,知贤不疑,见可能断,此其所以成功也。 [鉴赏] 《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撰。294卷,又考异、目录各30卷。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取材除十七史以外,尚有野史、传状、文集、谱录等222种。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书名“资治”,目的在于供封建统治者从历代混乱兴亡中取得鉴戒。全书贯串1362年史事,有“考异”以明取材不同之故,有“目录”以备查阅之用,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较系统而完备的资料。 司马光(公元1019年~公元1086年),北宋大臣、史学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宝元进士。仁宗未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后退居洛阳专著《资治通鉴》,从治平三年(1066年)至元丰七年(1084年),历时19年成书。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 本书收录的《赤壁之战》、《肥水之战》、《夜袭蔡州》三篇短文,均选自《资治通鉴》一书,标题系编者所加。分别记述了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肥水之战,以及李诉袭蔡州的情景,很有战斗气氛,系历史的真实记载,值得读者回味。 一、赤壁之战发生在汉献帝(刘协)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冬。当时曹操已基本上统一北方,率大军南下,企图一举统一中国。刘备和占据长江下游一带的孙权力量弱小,形势迫使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敌,于是在赤壁一带发生了以曹操为一方,刘备、孙权同盟为另一方的战争,这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由于盟军不失战机,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用火烧战船的战术大败曹军,由此奠定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赤壁之战》这篇文章生动地记述了赤壁之战的始未,诸葛亮、鲁肃、周瑜等人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段,用鲁肃向孙权说的一段话侧面叙述出当时的天下形势。鲁肃看到刘表新亡,荆州无主,劝说孙权先夺荆州然后再取天下,并提出联合刘备的主张,这些充分显示了鲁肃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第二段,写鲁肃与刘备在当阳长坂会晤,刘备采纳了鲁肃的计策,进军驻扎在鄂县的樊门,奠定了孙、刘联盟的基础。 第三段,写诸葛亮通过对当时形势的精密分析,说服了孙权,促使孙刘联盟更进一步发展。诸葛亮首先肯定了刘备本身的优越条件,然后对当时形势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又用激将法激怒了孙权,最后又进一步分析了曹操的劣势。指出了孙刘联合抗曹的前途。这一段最后留下一个悬念,孙权未置可否,还要同他的群臣商议。 第四段,写鲁肃具体分析形势,说明不能迎操,坚定了孙权抗曹的决心。曹操送来的那封恐吓要挟的挑战书,引起了东吴“和”与“战”两派意见的分岐。还是鲁肃详尽说明的不能求和的理由,使孙权有了决心。 第五段,写周瑜为孙权分析形势,可以说,直到这时,孙权才真正下定了与刘备联合抗曹的决心。以至于用刀砍着批阅文书的几案,说道:“文武官员有敢再说应当迎接曹操的,和这张案子一样。”突出了周瑜作为孙权的主将的军事才能和料敌如神的本领。 第六段,写孙权、周瑜、鲁肃共同决定与刘备联合抗曹的作战计划。这段里,周瑜进一步分析曹操兵力,让孙权完全解除顾虑。“卿能办之者诚决”等四句,表现了孙权作为主帅的胆略。特别写到周瑜如万一遭到不利,他将亲自出马与曹操决个胜负,是令众人鼓舞的。 第七段,写激战前的一个小插曲:刘备坐了一只小船去会见周瑜,这是有说不尽的意味的,想探探周瑜虚实,见后觉得他确有大将之风,刘备感到非常惭愧也非常高兴。 第八段,写赤壁之战的实况。笔墨简炼生动。火攻的描写,推出了周瑜部下的大将黄盖。他看到曹操的军队正在连接战船,提出了诈降,放火烧船的建议,立即扩大了战果,以胜利结束这一战役。 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主要地是用史的眼光来写赤壁之战的。这种写作意图,决定了叙述的详略,这篇文章,绝大部分是写赤壁之战以前的决策,只有一段是写战况的。作者之所以详写决策而略叙战争实况和结局,目的是为了突出这次战争的正确指导思想。这次战役,孙、刘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正是由于他们具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孙、刘双方一致认识到联合的重要,对敌我双方的优势、劣势,有清醒的认识,既看到敌方的强大和优势,也看到它的弱点,既看到自己的劣势和弱点,也看到自己的力量,尤其是联合起来的力量。因此,最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我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 二、《肥水之战》选自《资治通鉴》卷一○四和一○五。肥水,一作“淝水”,在安徽,发源于合肥西南紫蓬山。公元383年,东晋和前秦在肥水进行了一次大战。弱小的晋军大败强大的秦军,成了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本文详细地叙述了战争的经过,并且具体地指出了双方胜败的因素:苻秦虽强而内部矛盾很多,战线太长,骄气太盛,轻于进兵,以致大败;而东晋虽地小兵少,但上下团结,政局较稳,又善于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摧折对方先锋的锐气,遂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全文可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至第十自然段,记叙符坚一意要征伐东晋,拒绝众人劝阻的情况,这是东晋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382年)的事。第一层写秦王符坚会群臣商议举兵伐晋,群臣多认为晋不可伐,符坚独自坚持己见。重点写的是秦王符坚,突出他性格中的“骄盛”二字。例如,在与群臣商议举兵伐晋的开场白中说道:“唯东南一隅未王化”(意思是说,只有东晋那一角还没有受到秦国君王的德化),就很带有对东晋的轻视意味。他在反驳太子石越时说:“今以吾之众,投鞭於江,足断其流”;当他看到群臣各言利害,意见不能统一,他又说:“此所谓筑舍道傍,无时可成”(靠近道路建筑房屋,看见过路的人就跟他们讨论这件事,过路人意见不同,因此这座房子就筑不成。),并且表示“吾当内断于心耳”!维妙维肖。第二层写符坚的家族继续劝阻符坚伐晋,符坚驳斥了他们的意见,而且态度比前更坚决了。在中间,只有慕容垂极尽迎合之能事,说:“以陛下神武应期,威加海外,虎旅百万,韩(指韩信)、白(指白起)满朝,而蕞尔江南,独违王命,岂可复留之以遗子孙哉”,颇得符坚赏识。第三层写符坚所信任宠爱的人也劝他不要轻举妄动,他一概拒绝。其一是沙门道安。此人系东晋的高僧,符坚破襄阳,把他迎到长安,非常宠幸他。沙门即和尚。这位高僧给符坚出了个主意,迫降,符坚不听。其二是张夫人。其三是幼子中山公符诜。这两个人的意见,符坚以“军旅之事,非妇人所当预也”,“天下大事,孺子安知”驳回了。为符坚的失败埋下了一个伏笔。 第二部分,包括第十一至最后一个自然段。是记述秦晋交战,符坚在肥水上惨败的情况。第一层,叙述符坚出兵伐晋的部署,并写他的恃强骄傲和慕容垂的别有企图。第二层,先叙写符坚的军容之盛和东晋在军事上所处的劣势地位,然后转笔极力描写晋人的震恐和谢安态度的镇定。第三层,写战役的经过。先极写秦强晋弱,两军交战之初,晋军将领不敢有必胜之念。然后写秦军于洛涧附近大败,符坚见晋兵部阵严整,虽有惧色,而骄之气未减,仍允晋军渡肥水决胜负之请,终致溃败不可收拾。第四层,最后写谢安于晋军大胜后掩饰真情不露喜色,但内心却是非常激动的,以至跨门槛时折断了木屐上的齿条,自己还不觉得。这一部分,战争部署写得较为简略,战争经过记叙较为详尽。突出刻划了谢安形象。谢安作为晋征讨大都督,早已为秦所闻。文章开头,秦权翼说:“谢安、桓冲皆江表伟人,君臣辑睦”,可见,谢安其人,确有不凡之处。作者再次描写谢安,是战争开始,秦兵压境,部下震恐的时候。“谢玄入,问计于谢安,安夷然,答曰:‘已别有旨’。”“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游山墅,亲朋毕集,与玄围棋赌墅”,这种镇定自若的精神,是不易被人理解的,难怪左右的人说:“谢安石(即谢安)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今大敌至,方游谈不暇,遗诸不经事少年拒之,众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衣襟开在左边,意思是我们要穿外族服装了,要为符坚所灭)”。这里作者用烘云托月的手法,写晋人的震恐,正是写谢安的镇定自若。历来为人称赞的结尾一段更为精采。谢安得到驿书,知秦兵已败,却“了无喜色,围棋如故”,问他,他慢慢地回答说:“小儿辈遂已破贼”,极力掩饰自己的真情。可回内室跨门槛,便“不觉屐齿之折”(并没有觉得把屐齿碰断了。晋人喜著木屐,木屐底下有横木,叫作“齿”)这真是神来之笔,把谢安由于心里兴奋,走路的步伐失常,从侧面写了出来。这一小段文字不多,剂划人物着重从神态、动作入手,生动地写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即使在古文佳作中,这样的笔墨也是不可多得的。 司马光是写人的能手,写战争的能手。他笔下的战争,提供了研究封建社会的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写出了不少符合战争规律的生动战例。《肥水之战》之所以历来为人所重视,这是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他写战争,并不拘泥于写实战过程,笔墨主要放在突出战争胜负的条件上,这就使他笔下的战争,有了较强的思想价值。此外,他善于通过战争描写人物,揭示人物之间的关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堪称典范。 三、《夜袭蔡州》是《资治通鉴》中有关李诉奇袭蔡州的战斗始末片断,不但清楚具体地记载了一起我国古代战争史中“出奇制胜”的著名战例,生动传神地刻画了李诉深谋远虑、胆略过人的古代名将形象。 李诉,唐朝名将,临潭(今属甘肃)人,元和十一年(公元866年)受命为唐、随、邓节度使,征讨叛将吴元济。 文章首言李诉知人善任,在决战前敢于采纳熟悉敌情的降将的计谋,故能知己知彼,操定胜券。因为本文在李诉取蔡州的全过程中,只选取了奔袭决战的经过,所以读者不能知道前文中,李诉如何整饬前任留下的败局、安定军心、以小胜提高士气、收抚降将、制定战略等一系列苦心经营的事实,很难体会到李诉献策的不易和紧要。笔者也只能在此点出一笔,以引起读者的注意。 奔袭蔡州是在两天一夜中完成的;到吴元济束手被擒、淮西全线瓦解则又是两天一夜。读者可领会到作者在使用笔墨中的详略处置。相对前面的两天一夜来说,后面的两天一夜,只用了74个字,其可谓是“惜墨如金”了。 在奔袭的整整三节文字中,第一段言行军之密。此段用较多文字叙述李调度军队,处理军事。这虽然是史籍的要求,却又体现了李诉的胸有成竹,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言“军出,不知所之”、“诸将皆失色”、“监军哭”等都是烘云托月之笔,衬托出李诉的军事才能,胆略威望和机变等。即使下令击鹅鸭池以混军声等小细节,也给予交代,更能窥见作者之笔意所在。第二段最精采处,在吴元济两次被人唤醒,却犹出语如梦呓,不信官军自天而至。吴氏数代将门,素善用兵,然而文章后段有照应,元济所以大意,在于陷入了李诉的“骄兵之计”。这样就起到了很好的反衬作用,使人信服地感受到李诉“入居元济外宅”而吴氏犹然不知,并非笑话,而是事实,因而更为李诉出兵飚发电举的迅猛动作拍案称绝。第三段文字虽少,但至关重要,绝非闲笔,进一步说明了李诉善于审时度势,能抓住时机,果断地瓦解敌人。董重质握有精兵万余,却能单骑诣降,不能说不是平蔡之役迅速胜利的关键。至此,吴元济已如困兽之在陷阱,等待他的结局只能是投降服罪了。 本文的最后两段其实都是议论,然而真正以史家冷隽的眼光出发的议论只有一句话。作者还是通过李诉与诸将的对话,来衬托李诉出类拔萃的军事才能。李诉简短有力的回答,其实是对自己的总结:骄兵、分兵、出其不意、置死地而后生。这些内容都充分说明了李诉的洞察力和深谋远虑。军事上的运筹和果断,对我们今天的军事指挥员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资治通鉴 编年体通史。北宋司马光撰。据 《进资治通鉴表》称,司马光自幼喜诵前史,感叹史籍浩繁,常人难以遍观,何况日理万机的君王,遂萌生了编撰一部简明通史的念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帝王提供治国平天下的 “龟鉴”。英宗治平二年(1065),四十五岁的司马光将自己所撰 《通志》 (记载战国至秦二世的史事) 奏上,得到英宗的赏识,命他继续编撰,并改称 《历代君臣事迹》。翌年,英宗同意设局于崇文院,并给司马光自行选择助手、借阅皇家秘阁藏书等权力。在刘攽 (分任先秦两汉)、刘恕(分任三国到隋)、范祖禹 (分任唐到五代) 三人的分工合作下,先搜集史料,按照帝王在位年月撰成 “长编”,然后由司马光剪裁删削为前后连贯、文字统一的定本,每成一部分,即奏上。治平四年,刚即位的宋神宗听司马光进读《历代君臣奏议》 片断后,认为此书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取 “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意,赐名 《资治通鉴》,并预先撰写了一篇序,等全书完稿后,刊在书前。又过了十七年,这部战国至五代的编年史终于完成,宋神宗特加褒奖,并下令将此书在杭州镂版刊印。据说,《资治通鉴》 成书后,其草稿就堆满了两大屋。《四库全书总目》 评以“搜罗宏富,体大思精”八字,并非溢美。编年史并不是司马光的首创,前有孔子所修 《春秋》,故司马光以 “三家分晋” 开篇,意思是接着《春秋》 的历史写下来;但是,通史编年却是司马光的首创。马端临说: “司马温公作 《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记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 故 《资治通鉴》 问世后,便成为读者最多的一种史籍,而历代的注释研究者更是数不胜数,以致古代便有“通鉴学” 之名。《资治通鉴》 的编撰目的,是政治的,而不是学术的,司马光常常忍不住以 “臣光曰” 来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故今人称其为“政治史”; 但其所以成为不朽的巨著,就在于著者能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来分析历代的治乱兴衰,而不是用曲笔来粉饰历史,其真实程度,就是现代史家也难以企及。司马光所依据的材料,除正史外,还包括各种谱录、墓志、碑碣、行状、别传、野史,甚至小说,凡是有疑异之处,都一一排比异同,加以考证,最后竟有《通鉴考异》 三十卷。今人有以 《资治通鉴》 为 “帝王权术” 之书者,实在是一种误解。 《资治通鉴》中国古代最大的编年体通史。简称《通鉴》。北宋司马光于1084年编撰完成,历时19年。记载自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间1362年的历史,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等。协助司马光编撰的有刘恕、刘 资治通鉴 208 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294卷,又目录30卷,考异30卷,宋代司马光等撰。记载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16朝,1362年史事,是我国编年史中,包括时间最长的一部史书。司马光先编成自战国至秦的编年史八卷,名《通志》,献于英宗。英宗治平三年(1066)四月,奉命开局,继续编撰此书,至神宗元丰七年十二月书成。前后历时19年。神宗名其书曰《资治通鉴》。此书编写分工:古代至两汉,由刘攽起草;三国至隋,由刘恕起草;唐至五代,由范祖禹起草,最后由司马光删节定稿。该书取材甚丰,依据正史,博采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文集、碑传等320余种。先是按时间顺序,排比重要史实,编成长编,由司马光删削定稿。该书是为封建统治者提供统治经验,在历代统治衰亡中取得借鉴,故该书内容,详于政治军事,略于经济文化。有目录,供查阅之用;有考异,以明取材不同之故。为后学者提供了系统完备史料。后人注释该书者甚多,尤以宋末元初人胡三省所著《资治通鉴音注》为最。 ☚ 通典 通志 ☛ 资治通鉴 195 资治通鉴北宋编年体史书。本书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编纂宗旨;其内容上起战国,下迄五代,凡1362年之史事,“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举撮机要”,加以记载,实偏重于政治方面的治乱得失。至其政治思想,则以“孔子之经,不可损益”为依据,贯穿维护封建秩序、反对改革的思想。本书是了解和研究古代政治制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 通典 二程全书 ☛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编年体通史。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北宋司马光主编。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宝元元年(1038)进士,授奉礼郎,改签苏州判官事。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史馆检讨、起居舍人等职。仁宗末年,迁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擢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新法,他竭力反对,屡次与安石等在神宗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任其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因政见不合,乃求外任。熙宁三年(1070),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从此长期居住洛阳,六任冗官。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召他入京主持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尽罢新法。为相八个月病卒,赠太师、温国公。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涑水纪闻》、《潜虚》等。 ☚ 唐大诏令集 新唐书纠缪 ☛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书名。北宋司马光所撰编年史书,司马光 (1019—1086) 字君实,山西夏县人,仁宗宝元元年 (1038) 进士,历任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等官。司马光自幼嗜读史书,但有感于以往史著文字浩繁,颇不便于世人阅读,决心去粗取精,仿《左传》 自编通史,初名曰《通志》,自战国至秦二世,分为8卷。治平二年 (1065) 进呈英宗,英宗很欣赏,命置局秘阁续修。熙宁七年 (1074),神宗为之作序,赐名曰《资治通鉴》。元丰七年 (1084),书成。前后历时19年,司马光为之呕心沥血,付出相当精力。助其事者,有刘攽、刘恕和范祖禹,皆精于史学。所用史料,正史类27种,编年类、伪史类、杂史类、起居注类、故事类、职宫类、杂传记类、地理类、小说类,类书类、兵家类和历算类达322种,留在洛阳的残稿至两屋之多,终于写就一部史家绝唱。《资治通鉴》记事上起周威烈王23年 (前403年),下讫五代后周显德6年 (959),凡1362年;写成294卷,目录30卷,考异30卷,合354卷。其选材重点在历代王朝兴衰、国计民生、君臣为政得失诸方面,以利后人借鉴古人得失治国治民,达到天下大治。其中《周纪》 5卷,含威烈王、安王、烈王、显王、慎靓王和赧王; 《秦纪》 3卷,含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始皇帝和二世皇帝; 《汉纪》60卷,含高帝、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王莽、淮阳王、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和献帝; 《魏纪》 10卷,含文帝、明帝、邵陵厉公、高贵乡公和元帝;《晋纪》40卷,含武帝、惠帝、怀帝、愍帝、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海西公、简文帝、孝武帝、安帝和恭帝;《宋纪》 16卷,含武帝、营阳王、文帝、孝武帝、明帝、苍梧王和顺帝; 《齐纪》 10卷,含高帝、武帝、明帝、东昏侯和和帝;《梁纪》22卷,含武帝、简文帝、元帝和敬帝; 《陈纪》 10卷,含武帝、文帝、临海王、宣帝和长城公; 《隋纪》8卷,含文帝、炀帝和恭帝; 《唐纪》81卷,含高祖、太宗、高宗、则天后、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和昭宣帝; 《后梁纪》6卷,含太祖和均王; 《后唐纪》8卷,含庄宗、明宗和潞王; 《后晋纪》6卷,含高祖和齐王; 《后汉纪》4卷,含高祖和隐帝; 《后周纪》5卷,含太祖和世宗。历朝君王的文治武功和盛衰强弱,无不俱备。编撰中,司马光录用43种记载帝王宫廷事迹的起居注和实录。撰者认为国君日理万机,无暇周览 “文字繁多” 的史书,因而编 《通鉴》,以便君王能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因此,《资治通鉴》也可称为首部帝王指南。元、明、清三代校刊甚多,尤以元代胡三省音注本较佳。清圣祖康熙皇帝曾著《御批通鉴纲目》,清高宗乾隆皇帝著《御批通鉴辑览》和 《通鉴纲目三编》。今中华书局点校出版的铅印本最便于查考。 ☚ 书苑精华 尚书 ☛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Zizhitong jian北宋司马光主持编写的、我国第一部体例完善的编年体通史。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宋神宗时为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在洛阳充冗散官居住了15年。神宗死后,一度当政,尽废新法。宋英宗时,司马光开始仿照《左传》编纂史书。退为闲官后,他专以编书为任,并有刘攽、刘恕和范祖禹为其助手,前后经历19年编成此书。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并撰序。《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上起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记载了1362年历史。《通鉴》按照年、月、日的顺序叙述史事,时间不甚分明者,则概括地叙述在年终或月末;又常用追叙或附叙之笔补写事件的前因后果;叙述史实之外,还有分析、评论。《通鉴》所取史实以政治、军事为主,兼及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等。由于司马光政治上属于保守派,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也是一味强调维护纲纪名分等封建伦理道德,主张维持现状,反对任何改革措施。《通鉴》的注本,以宋末元初胡三省所撰《资治通鉴音注》最为周密详明。胡三省字身之,南宁天台(今浙江宁海县)人。其《通鉴注》在宋亡之前本已著成,时值战乱,书稿遗失。他发奋重撰,前后费时30年,终于完成。胡三省把毕生精力和全部学识集中灌注于《通鉴》的注释之中,直到今天仍是最好的注本。中华书局出版的《资治通鉴》点校本收有胡注,是目前最好的读本。 ☚ 清史稿 续资治通鉴 ☛ 资治通鉴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北宋司马光编撰。协助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记载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止于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取材除十七史外,征引各种记载322种。内容详于政治、军事,略于经济、文化。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是名。吸取纪传体优点,避免编年史弊病,遇重大历史事件,不再分见多处,赋予编年史体裁以新的生命力。有“考异”以明史料取舍之故,有目录以备查阅之用,有史论以申评价。注释有宋末元初胡三省《资治通鉴注》、清初严衍《资治通鉴补正》等。参见“司马光”。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元)胡三省音注。国学整理社1935年版。 ☚ 司马温公文集 资治通鉴 ☛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元)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1956年校点出版,1976年重印。 ☚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选讲 ☛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 北宋司马光等撰。又考异、目录三十卷。是北宋时代修成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公元前403),下迄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 (公元959),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司马光之外,参加编写的主要有刘恕、范祖禹和刘攽等。司马光 (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 (今山西夏县)人。仁宗时中进士,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神宗任命他做枢密副使,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坚辞不就。于熙宁三年 (1070) 出知永兴军 (今陕西西安),次年至洛阳,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他由洛入京,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月病死。他的著作除《资治通鉴》外,还有《稽古录》和文集等。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司马光曾直言不讳地表示,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就是说,作者企图通过叙述历史上的“国家盛衰”、“生民休戚”,来总结统治经验,为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服务。因此,这部书受到宋神宗的赏识,认为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给它定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之作序。此书编撰过程很长,历时十九年之久。最初司马光写成战国至秦二世八卷,名为《通志》,进于宋英宗。英宗治平二年(1065)另说三年 (1066),奉命设书局继续编撰,至神宗元丰七年 (1084)始成。在开始的五年中,司马光等人在都城开封编写了周、秦、汉、魏部分,之后又在洛阳花了十四年时间完成了西晋至后周十二朝的历史。它搜集的史料相当丰富,除十七史以外,尚有野史、传状、文集、谱录等三百余种。参加编撰的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各就所长,分段负责,先排比材料为“丛目”,再编成“长编”,然后由司马光总其成,删改定稿,因而在史料的整理、剪裁、排比和史实的考订方面,下过一番功夫。遇到史料记载的重要异同,还在《考异》中作了考证。至于《考异》中引用的书,有不少现已失传,它保存了这些佚书的部分记载。本书从内容上以政治、军事为主,但也记载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故此书一经刊行于世,就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注释有宋末元初人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标点本以清朝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为底本,此本有胡注,并将原来单行的司马光的《考异》附在正文之下,读起来较为方便。章钰曾用胡刻《通鉴》为底本,校勘过宋刊本《通鉴》九种(章钰简称为十二行本,甲、乙十五行本,十四行本,甲、乙十六行本,甲、乙十一行本,傅校北宋本),并参考明刊本《通鉴》一种 (即孔天胤本,章钰简称为孔本)及熊罗宿《胡刻资治通鉴校字记》等书,写成《胡刻通鉴正文校本宋记》三十卷。另外,清严衍著《资治通鉴补正》,对《通鉴》拾遗补缺,刊正错误,大有裨益。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书名。后世简称《通鉴》。北宋司马光撰。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外加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合计三百五十四卷。上起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也宗显德六年 (公元956年)。记述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300多万字,成为我国编年体史书规模最大的一部。此书取材广博,除历朝正史外,尚有野史、实录、谱牒、行状、文集等三百余种。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因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名《资治通鉴》。此书问世后,影响甚大,不少史家仿效写作。后世研究者甚多,已成为专门的学问“通鉴学”。历代注释本中以宋末元初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清初严衍的《资治通鉴补正》等较有名。 ☚ 消费模式 读卖新闻 ☛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编年体通史, 北宋司马光等撰,宋神宗制序赐名,共294卷,元胡三省注。该书上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止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除采摘正史外,杂史稗说无不搜集,史料翔实,叙事得当,其中战国秦汉部分68卷,可为研究汉代长安提供线索参考。今中华书局出版有点校本。 ☚ 物理论 通典 ☛ 《资治通鉴》中国古代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编撰。全书294卷,记载了上起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记载战国至五代( 前403—959 )的编年史巨著。宋司马光撰。全书除采用正史记载外,还采杂史220种。元代,著名学者胡三省为之作注。注文简明扼要,并有补充说明。它对于经济史和其他专门史的研究有重大参考价值。 ☚ 唐令拾遗 通典 ☛ 资治通鉴zi zhi tong jianHistorical Events Retold as a Mirror for Government,first chronological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written by Sima Guang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资治通鉴》zi zhi tong jianA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司马光 (Sima Guang) 资治通鉴书名。宋司马光(1019—1086)撰。294卷, 《目录》、 《考异》各30卷。治平三年(1066)始撰,元丰七年(1084)成书,共历时19年。光,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字君实,号迁叟,世称涑水先生。宝元进士。历官天章阁待制,翰林学士,端明殿、资政殿学士。尚书左仆射。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学识渊博,尤长于治史。尝有志撰写通史,初以《通志》8卷进呈,起战国至秦二世,英宗嘉纳之,诏置书局于崇文院,命续修。光受命,奏调刘邠、刘恕,范祖禹入局。刘邠协修两汉史部分,刘邠协修魏晋南北朝及五代十国史部分,范祖禹协修唐史。书成,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是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记1362年史事,按年编次,据史事发生始末,分层次先后,加以胪述,于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头绪纷繁之史事,则以时间先后为序,年经国纬,条理分明。取材范围极广,除17史外,征引杂史凡322家,其余谱牒、家传、行状、笔记、小说,无不刻意搜求,“左右采获,错综铨次”,于唐五代史事尤然。撰写程序,先由刘、范等人标出事目,排比史料,以年月日为“丛目”,继就史事异同详略,考订整理,以成长篇,最后由光总纂,删为定稿。如范祖禹所写《唐纪》600卷,经光删定为80卷。率皆删繁就简,言必有据,文字精练,自成一家之言。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与纪传体有别的编年体通史和“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的史学名著。由于对史料有所斟酌取舍,于各种记载中分歧较大的史事仅择其证据分明、情理近实者修入正文,因撰《考异》以说明其故。又以“臣光曰”的形式附史论于有关记载之后。原有元祐七年(1092)初刻本,已不可见。南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外间流传亦多残缺。北京图书馆藏有294卷的足本。通行有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 资治通鉴书名。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北宋司马光撰。成书于元丰七年(1084),共费时十九年,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采用之书,除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编年体史书。起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止,共记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其中,唐五代一段,更是使用了大量的原始材料。《通鉴》是一部政治史,着重记载历代兴衰治乱之迹;军事问题也占有很大篇幅;此外,礼乐、历数、天文、地理以至历代经济制度、经济措施亦都有记载。元代胡三省用三十年时间为《通鉴》作注,对典章制度、音韵训诂方面的问题都有详细注释,于官制、地理考证尤详,并连同《通鉴考异》散入原文之下。今有中华书局校点本行世。 (参考图406、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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