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大辞典︱珍视和弘扬民族文化遗产——《诸子百家大辞典》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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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视和弘扬民族文化遗产——《诸子百家大辞典》前言

《诸子百家大辞典》是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规划中的重点工程。从确定选题到定稿付梓历经三载。如果说这部辞典是我国诸子百家研究的一座里程碑的话，那么它是用所有参与策划、组织、撰稿以及编辑人员的心血所浇铸而成的。 　在我国，诸子百家研究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战国中期兴起了总结批判各家学派之风。作为道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庄周，在他的《天下篇》中，首先对先秦各家学派展开评论。涉及墨翟、禽滑厘、宋钘、尹文、彭蒙等各家的11名代表人物。其后荀况在他所撰《非十二子》篇中又对儒家学派的子思、孟子，法家学派申不害等的20余名代表人物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批判。荀况之后，韩非又在《显学》篇里对当时所谓“显学”之儒墨进行评论。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其父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旨》，对儒、道、法、墨、阴阳五行及刑名等六家进行的较为全面而又精要的评论。此后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先秦直到汉代各家学派源流、特点进行评论，并将所存之典籍予以载录，成为后代史书“艺文志”或 “经籍志”的发端。自古至今还有大批学者为诸子著述做了注疏，乃至专题研究的著述已经难以胜数。特别应提到的是近现代的诸子百家研究，呈现综合、比较研究趋势，如郭沫若、杜国庠、范文澜、冯友兰、侯外庐、张岱年、任继愈等著名史学家、哲学史家，能够以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对诸子百家研究更加全面、系统，更加理论化。他们在研究方法方面为后人树立了楷模，他们的研究成果堪称为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遗产。因而，他们把我国诸子百家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更加科学的阶段。这些，在我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以辞典的形式介绍并阐释诸子百家的思想，还是学术领域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以辞典的形式对历史上各学派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文章著述进行介绍，对他们的思想观点进行阐释，这不仅便于广大研究者查阅，也将更有利于诸子百家思想的传播与弘扬。辞典的形式要求按一定的体例，对词条的内涵作准确而精要的表述。每一个词条都要放在各家著述的整个体系中，甚至联系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才能解释清楚。这样的辞典既是工具书，也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学术著作。辞典的体例特点要求撰稿人以极凝炼的笔法将自己研究成果表述出来。所以，笼统地说辞典不是学术著作的看法，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我国编纂专门的诸子百家辞典的历史刚刚开始。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儒学辞典》开其端绪，起到起例发凡的重要作用。此前，《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哲学大辞典》等相关的辞典都是综合性哲学辞书，诸子百家内容均占有不同比重，但还不是专门以诸子百家为中心内容的辞典。诸子百家中少数学科，如兵学虽有各种规模体例的辞典问世，但作为诸子百家中源远流长，影响甚大的各家。诸如道、法、墨、阴阳五行等学派的学说均尚没有专门的辞典。为此编纂一部综合介绍诸子百家的辞典，实在是我国弘扬民族文化的需要，是学术建设中的重要任务。 　诸子百家的思想著述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珍视并加以弘扬的精华。诸子百家的论著涉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文艺学、教育学、经济学、逻辑学乃至古代科学技术等十分广泛的领域。以哲学而论，从先秦诸子及至宋明理学家、近代思想家们，围绕宇宙生成、天人关系、精神与物质以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等问题，进行了苦苦的思索或热烈的探讨。早在先秦时代已经提出许多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的光辉命题。诸如“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以及“人定胜天”等命题，给古代人民认识自然、战胜自然以深刻的启迪。从老子提出“祸福相倚”到王夫之提出“反者有不反者存”的命题，可以看出古代先哲们一步步发展对立统一规律的轨迹。许多古老的命题，永远闪烁着真理的光辉。西方近代哲学家对中国古代哲学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是世界上发祥最早的哲学学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说：“在中国，在某种意义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加上一个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三千年以前建立的，并且富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政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不少西方著名的哲学家给作为哲学家的老子以崇高的评价，称赞“他永远是真正的哲学的唤醒者”(德国卡尔·雅斯贝斯《大哲学家》)，“不断启示出真正的哲学思想”(同上)。这些评价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诸子百家在国家学说方面有着系统而完整的论述，可以说诸子百家是中国古代关于国家学说的一座宝库。其中关于调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关系，处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关于赏罚的思想，关于礼治与法治的问题，关于加强吏治等诸多方面的论述，不同程度地揭示了政治生活、政治斗争的规律，至今仍有着借鉴意义。吏治问题是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一件大事，所以各家学派均有论述，从而构成一整套完备的理论学说。例如从选拔官吏的标准说起，儒家历来主张德才兼备，以德为主。强调 “授有德则国安” (《管子·牧民》)，指出“德不称位，能不称官……不祥莫大焉”(《荀子·正论》)。各家学派都主张把根据需要，作为选拔官吏的重要原则，他们指出“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诸葛亮集·举措》)。他们总结无数的历史经验，揭示出“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桓公二年》)的历史规律。因而也将官吏加强自身修养作为官吏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他们说： “身者，治之本也”(《管子·权修》)“身不正则令不从” ( 《诸葛亮集·教令》)，只有 “禁胜于身”，才能 “令行于民” ( 《管子·法法》)，只有 “善罪身者”，才能 “民不得罪也” ( 《管子·小称》)，这种要求官吏注意省身，重视自我批评的精神十分可贵。对于官吏必须加强管理，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应该首先将官吏管好，即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国古代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建立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之上。严格说民本思想是属于儒家，但民本思想是政治历史经验的结晶，所以它为各家学派所吸收。儒家代表人物孟轲，继《尚书》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 《尚书·泰誓》)，《左传》 中 “民，神之主也”(《左传·僖公十九年》)，提出了 “民贵君轻，社稷次之” (《孟子·居心下》)的命题，直到贾谊提出：“民，无不为本”(《贾谊集·大政》)的概括，将民本思想做了极致的发挥，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构成了中国古代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伦理思想是诸子百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尤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突出。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把儒家的政治思想与伦理思想结合起来，而且把伦理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为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奠定了基础。所以他的学说被近代著名哲学家黑格尔誉为“道德哲学”《誓学演讲录》。当然，不仅是儒家，即使道家、法家乃至兵家、墨家及杂家各派，都无不重视伦理问题，可以说伦理思想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即使像法家似乎只讲法术势，而不讲道德，其实法家既讲法治，也讲道德。韩非子反复申说的“为君之道”、“为臣之道”，他极力主张破除“四拟”《韩非子·说疑》，都是在树立行为规范、宣扬伦理道德。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鼓励人们关心国家，参与政事。这一点与古希腊哲学家恰恰不同。正如德国哲学家谢林评价孔子时所指出的，孔子的伦理思想具有民族的特点，即国家就是一切。他说孔子的伦理思想“使所有人听命于国家，拼命地要求和鼓吹为了国家利益而参与活动。” (《神话哲学》)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儒家主张以先王为法，以仁人志士为典范。孔子提倡“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提出“舍生以取义” ( 《孟子·告子上》)，提出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的 “大丈夫” 情操，以及他高扬的 “我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的人生哲学，都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鼓舞多少仁人志士为真理、为民族利益而赴汤蹈火，谱写出无数的民族正气之歌。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于南宋祥兴元年 (1278) 冬被元军所俘，解往元大都，囚禁土室之中，土室之湿、热、秽诸气，使他难以忍受。他凭着“浩然之气”，战胜了困难。就在这里写下了不少充满爱国主义豪情的诗文，包括那气吞山河的《正气歌》。在这篇诗的序言中，他写道：“孟子曰：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有七气，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 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 《正气歌》一首。”孟子还主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为承担天降之大任而不惜“劳其筋骨、饿其肌肤，苦其心志”(《孟子·告子下》)，这些对于民族心理、性格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人所特有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民族特点是举世所公认的。千百年来，中国人一代又一代地依靠这种民族精神，改造自然，推动社会进步，战胜来自国内外的强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进步。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耐心的民族”。他于1920年来到中国，经过实地考察后说： “我认为中国是我迄今遇到的最好的国家之一”(《中国问题》)。他称赞“中国人有着宽容与沉思的恬静心灵”(同上)，有一种“冷静安详的尊严”。他认为中国人这种民族性格是一种真正的力量，依靠这种力量中国人迄今征服了所有的他们的征服者。” 罗素从民族性格洞察民族的未来，由此预言：“全世界将受到中国事务进展的极大影响，无论好坏，在今后两个世纪内，中国事务的进展将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同上) 　中国的诸子百家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也起到过巨大的推动作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代天文学、数学、农学、医学均有了相当的发展。在公元前350年，楚国人甘德写了《天文星占》，魏国人石申写了《星占》，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在数学方面，《孙子兵法》中已有关于分数的运用。《荀子·大略》篇中记载了乘九九表。后期墨家的《墨经》探讨了几何学的点、线、面，乃至极限和变数的概念。成书于公元前239年的《吕氏春秋》一书，融合了诸子百家思想，其中《任地》、《辨土》、《审时》等篇，集中研讨农业生产技术，包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反映了我国战国时期农业生产技术所达到的水平。这些和罗马农学家伽图 (公元前234—149) 的农书相比，《吕氏春秋》 所阐述的农业思想要更深刻得多。至汉唐以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体系，在世界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他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他说：“在文艺复兴前和文艺复兴期间，中国在技术方面的影响占支配地位。”他又说：“古代和中古时期默默无闻的中国工匠对世界的贡献要远比亚历山大里亚的力学家和能言善辩的理论家多得多”。他引用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论断指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项发明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的状态，第一种发明表现在学术方面；第二种在战事方面，而第三种在航海方面。从这里又引出无数的变化，以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在人类生活中似乎都不及这些机械发明有力量和有影响”。 　此外，诸子在军事、经济、教育诸领域的思想文化遗产都已为世界所公认，并被广泛借鉴。以兵家孙武为例，他所著《孙子兵法》对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南北朝以后被尊为“兵经”。据统计，历史上研究、注释孙子的著作有500余部。《孙子兵法》于8世纪流传国外，现已有日、法、英、俄、德、意、捷、越、马来、西伯来、西班牙、罗马尼亚等文字译本。《孙子兵法》从战国时代起已经用于指导商业活动。据《史记》记载战国时代大商人白圭曾说： “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清代名医徐大椿专门写过用孙子兵法治病的著作《医学源流论·用药如用兵论》，他总结说：“孙武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孙子兵法》对于现代军事科学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西方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正运用孙子兵法的谋略思想制订该时代的国际战略。至于《孙子兵法》在军事以外许多领域的广泛运用，更足以显示它的不朽的生命力。 　如何使诸子百家的思想理论遗产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特别是如何使诸子百家中所蕴含的民族传统美德为当代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这是人们最为关切的问题。人们常常称道在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重视将中国的儒家伦理思想与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造成了在物质文化、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使广大人民保持较高的精神文明和良好的精神风貌。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发祥地，有着几千年美好道德传统的国度，当然应该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使之在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一项关系到国家民族兴衰的重大战略任务。为了中华民族在下一个世纪里真正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我们必须提高民族的精神文明风貌。我们作为思想文化工作者，应该努力承担起这一光荣的历史任务。 冯克正 　1994年夏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