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镜总论

诗话著作。明陆时雍撰。陆时雍，字幼淳，浙江归安（今湖州）人。嘉靖进士。历知上高、永宁县，有惠政。迁工部郎中。因弹劾武定侯郭勋欺罔朝廷，落职。郭勋败后累擢江西提学副使，以疾归里。有《平川遗稿》、《南游漫稿》、《古诗镜》、《唐诗镜》。《古诗镜》、《唐诗镜》是陆时雍所编古诗总集和唐诗总集，合称《诗镜》，前附《总论》一卷，后丁福保将其辑入《历代诗话续编》，题作《诗镜总论》，共一百十九则，历评自《诗经》至晚唐诸家诗。“其大旨以神韵为宗，情境为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故主“情”而不主“意”，主“韵”而不主“法”。“情欲其真，而韵欲其长也，二言足以尽诗道矣”。这是陆时雍论诗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诗本乎“情”和本乎“意”是大不相同的：“夫一往而至者，情也；苦摹而出者，意也；若有若无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意死而情活，意迹而情神，意近而情远，意伪而情真。情意之分，古今所由判矣。”因此，他特别强调诗“经不得着做”，“直是不落思议法门”，并明确标举神韵：“诗之佳，拂拂如风，洋洋如水，一往神韵，行乎其间。”这样的诗，自然不可能有固定的成法：“余谓万法总归一法，一法不如无法。水流自行，云生自起，更有何法可设？”他认为：“凡情无奇而自佳，景不丽而自妙者，韵使之也。”“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韵则沉；有韵则远，无韵则局。”这就把“韵”提到了诗歌艺术的核心地位。他并不否定技巧：“物色在于点染，意态在于转折，情事在于犹夷，风姿在于绰约，语气在于吞吐，体势在于游行，此则韵之所由生矣。”适当的“点染”、“转折”、“犹夷”、“绰约”、“吞吐”、“游行”，他认为是“韵之所由生”的必要手段。他反对“过求”：“诗之所以病者，在过求之也，过求则真隐而伪行矣。”也就是反对“雕虫丧天真”之意，是服从于他的本“情”求“真”的要求的。他十分鲜明地尊李抑杜，称：“太白其千古之雄乎？……少陵何事得与执金鼓而抗颜行也？”“神往神来，不知而自至之妙，太白则几及之”。“子美之病，在于好奇。作意好奇，则于天然之致远矣。”这也显然是以“神韵”、“天然”为标准来衡量的。陆时雍不赞成复古、拟古，但仍可能受到前后七子及胡应麟“格以代降”说的影响，所以在书中还表现出一定的崇古倾向。有《历代诗话续编》本。

诗镜总论

明陆时雍撰，一卷，收于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论诗上起先秦，下迄晚唐，依次品论历代作家作品及其渊源递嬗关系，对古诗的评析颇为精僻和全面。作者推崇《风》、《骚》，常以之为源头去探析诗作，但反对依傍前人作诗，要求“绝去故常，划除涂辙”，“得意一往”，才得其佳。诗以代异，因而，汉魏之诗欲步武前朝，“难以冀矣”。并又指出了汉魏六朝诗中许多唐人又无法攀拟的独到处。作者论诗，极重“情”与“文”的关系，这是其论诗的一个中心。作者认为：“情生 于文，文生于情”，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文辞间必须蕴含充沛的情，情必须借文得到完美的表达。作者据此批评了王昭君《黄鸟》诗“有情而不能言情之过”，曹植诗“任气凭材”、辞浮于情之过，《孔雀东南飞》诗句未能“当情”之过。对魏人“中不足而外有余”、晋诗“惟华言是务”等一系列诗道“日漓”的现象都予以了抨击。作者认为，要能完美地达情，就要讲求“神韵”，否则就会象班固《明堂》诸篇那样写成“质而鬼”的毫无生气的诗歌。“神韵”乃“天成”，“精神聚而色泽生”，非雕琢之所能为，“凡情无奇而自佳，景不丽而自妙者，韵使之也。”因此提倡“不琢而工”、“不修而妩”，认为颜延年“代大匠斲而伤其手”，不如陶、谢诗的“天然之趣”。在表达上，主张虚实相生：“实际内欲其意象玲珑，虚涵中欲其神色华著。”因而认为诗之真趣在“意似之间”，认真则“死”，《诗三百》是得其真趣的典范。在诗歌的艺术风格上，作者主张多样化。他虽然最为推崇清新素美的诗风，认为“绝去形容，独标真素”为诗家“最上一乘”，但同时又赞美曹操的“摧锋之斧”、鲍照的“凌厉”，既赞扬汉诗之“朴而古”，又称道傅玄诗的“精而古”，对“悠然自得”与“良工苦心”同加称赏。但各种诗风，都必须以“真”为内核，“柳碧桃红，梅清竹素”，各得其宜，但是，“浮薄之艳，枯槁之素，君子所弗取也”。作者他注意到了社会现实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论及了“世运”与“人事”的巨大作用，这些都颇具慧眼。

诗镜总论

《诗镜总论》一卷(明陆时雍)。其论汉魏迄唐各家诗，确有见地，非拾人牙慧者所可比拟。(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目录提要》)

诗镜总论

诗论。明陆时雍撰。一卷。时雍字仲昭，桐乡《今属浙江)人。崇祯贡生。辑有《古诗镜》、《唐诗镜》。此编评论诗人、诗作，自《诗经》始，迄于晚唐。以时代顺序编次，或则三言两语，或则长篇大论。所论多有精深见解。如“少陵五言律，其法最多，颠倒纵横，出人意表。余谓万法总归一法，一法不如无法。水流自生，云生自起，更有何法可设？”今人丁福保以为其论“确有见地，非拾人牙慧者所可比拟。”有《历代诗话续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