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唐代宦官之祸

天复三年(903)正月，朱全忠等大肆诛杀宦官，不分好坏，一概杀之。
司马光借此而论唐代宦官之祸。要点是：(1)宦官的特点是，“盖以出入宫禁，人主自幼及长，与之亲狎”，“其间复有性识儇利、语言辩给，善伺候颜色，承迎志趣，受命则无违迕之患，使令则有称惬之效。”因此，有些君主对其言听计从，甚至权力转移而不自知，“如饮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
(2)汉唐宦官弄权有所不同。东汉宦官 “皆假人主之权，依凭城社，以浊乱天下。”唐代宦官则能劫胁天子如制婴儿，废置在手，东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挟蛇虺 ”。其原因，就在于“汉不执兵，唐握兵故也”。
(3)唐代宦官为祸，有其发展过程。唐初是抑制宦官的。玄宗时宦官之势始炽。及中原板荡，肃宗时，宦官参与军谋，骄而难制。代宗时，宦官弄权害贤，为恶已甚。德宗时，起初稍黜宦官，终授以兵权。宪宗以后，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为宦官所立，势益骄横。竟有自称 “定策国老”，目天子为门生者。文宗愤然欲除之，发生事变，更逞其凶焰。宣宗自谓畏之。懿、僖之君，“呼之以父”。昭宗力欲清涤，几番较量，虽诛除宦官，“而唐之庙社因以丘墟矣！”总之，唐代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司马光提醒统治者 “防微杜渐”，当 “慎其始”。
(4)应正确对待宦官。宦者早就有之，因有“谨闺阁之禁，通内外之言”的需要。其中也有贤才，不可一概非之。问题在于，君主“不当与之谋议政事，进退士大夫，使其威福足以动人耳。”有罪则量罪用刑，但不可 “不察臧否，不择是非”，一概诛除，以引起变乱。生惹是非，则国随以亡。“是犹恶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为害岂不益多哉！”
这是一篇继范晔论宦官以后的又一佳作。其论宦官的特点，汉唐宦官的异点，唐代宦官势力的发展变化，以及如何对待宦官，都超过以往的评论，要而不烦，观点明确，引人深思。其论宦官的必要性，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宫廷生活需要宦官的历史必然性，也可以说它是君主专制的历史产物。北宋不仅有宦官，且其插手军权，虽非酿成大祸，但也是政治上的毒疮。司马光之论，是否既论史又论政呢？至少可以说有现实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