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北宋主要词人》

《北宋主要词人》系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所著，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74年出版。美国温莎大学J·D·施米特在《中国文学》(第1卷)上为本书写了书评。
施米特说，近年来，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唐代以后的古典文学作品的论著中，刘若愚的这本书是引入注目的。刘氏巧妙地将自己的讨论限制在六个杰出词人即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苏轼和周邦彦身上，因为刘认识到单用一篇文章对北宋词作一泛泛的评论是没有意义的。尽管北宋时期还不乏其他重要词人，然而他的这种选择，为那个一二百年动荡时期的诗潮提供了一种总的思考。刘著有一篇篇幅不长的序言，介绍他的方法论。正文有中文原词、英文译文、词语解释、词牌介绍以及结构、语言和题材特色的分析。二十世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认为，俗文学更富生机、优于雅文学，宋词优于宋诗，而传统学者和现代派学者（如吉川幸次郎）却认为宋词仅是“诗余”，地位不重要，刘氏则取折衷的观点。尽管二者都不无偏颇，施米特认为，刘氏还是倾向于“传统主义”的。然而，在施米特看来，即使喜欢词而不喜欢诗，至少也应尽所能了解宋人的词观，因为宋代词观必然要影响宋词的创作风气。所以，根本问题，是要解释为什么在宋诗产生了一些新颖别致的作品时，词人却往往满足于枯燥的、庸俗的语言和一系列在中国诗歌中显得异常偏狭的题材。确实，有关词的一些变化，能够而且必须在诗歌演变的背景上来了解，特别是读到诗词兼能的作者时。而当刘氏论及欧词“探索进一步多样化，减少限制”，表现为“对生活真诚执着的态度”的特点时，立刻会令人联想到，真正新颖别致，富有创新的欧诗。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欧词与欧诗相比，大多是平淡无味的，这就意味着欧阳修对待词并非如二十世纪评论家所说的的那么严肃。刘氏所讨论的词人，虽然有些并没留下可观的诗集，但是如果研究苏轼的词而不参考他的诗作，显然是困难的。苏轼词中，散文小品词的运用，通俗的口语，广泛的用典（正如刘所讨论的），要在诗歌创作的背景上才能得以更充分的探讨。正如刘氏所说，“理性和机智”，是苏诗最可贵的两种特质，而欣赏苏词的这两种特质，没有大量苏诗为参考，是做不到的。
刘氏是本着“诗歌为境界和语言的双重探索”的观点批判地考察他所选的词作的。然而在讨论中他更重视“语言”，这对词来说确是一种恰当的方式，因为从极有限的、约定俗成的语汇中精选词句在创作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这种方法对研究那些在语言上做出贡献的词人似乎是极其有效的，比如周邦彦。周使“词不论在对事物的感悟或表达上都达到了细致入微的水平”。刘认为，卓越的作品，无不“以其多样的诗歌意境和复杂的语言结构而为人称道”，当然，并非每个人都同意刘氏这种看法。无须贬低周邦彦的诗歌成就，但刘如此偏爱雕琢词章，致使他相对来说忽视了那些尽管质朴，却仍不失为佳作的作品（如秦观的词）。在语言方面值得强调的另一个问题，是词句中蕴含的深刻哲理常常被忽视。施米特以苏轼名篇《赤壁怀古》结句为例，指出刘氏虽在一些细节上探讨了这首词的语言，却并没能把握苏在结尾处所写行为的真正含义。他将苏酹酒江水的行为，与佛教中超然物外的虚幻之境相联系，认为苏意在强调这种宗教般的梦幻境界。也许，刘氏应该进一步探讨词与诗之间相互关系，而过分强调词的语言有时可能会使某些问题含混不清，然而，施米特认为，刘氏的这部著作对于北宋词的研究来讲，仍不失为极有价值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