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宋词研究

词的西播是在译介、鉴赏和研究三个层次上进行的。
在上个世纪末，西人较多译介中国诗歌时，诃作为古典诗歌的一种诗体被介绍给了读者。它虽然不像唐诗那样得人青睐，但在中诗西译中，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译介之初（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西人习惯笼统地观察中国诗歌，例如罗伯特·培恩所说：“要想了解一个民族，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读她的诗歌。中华民族自有史以来即吟诗作歌，并且一直认为诗歌是自己文化中的奇珍异葩。……他们把诗歌语言编织得比丝绸还要柔美；他们审慎地培养自己的感知能力，若是尚未敏锐到听着花瓣飘落的声音比帝京的坍塌还要震耳，那就决不肯罢休。……他们所创作的诗歌，超过了世界上其他民族所有诗歌的总和。”(《白驹集》序言)这种赞誉，中国词人当然也有权分享，而且是受之无愧的。历代诗歌选译，一直持续到现在；正因为中国诗歌数量极多，选译的规模越来越大，1975年出版的《葵晔集》，人称是“内容最丰富的选集”。词在西方单独面世，大约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如克拉拉·坎德林的《报信的风》(1933，伦敦)、冯淑兰（译音）的《词的技巧与历史》(1935，巴黎)。随着西方读者了解的逐步深入，又陆续出现了单独介绍某个词人或某种词集的译著，其中不仅有重要词人如温、韦、李（煜）、冯、欧、柳、苏、秦、周、李（清照）、辛、陆、姜、吴的作品，也有佚名的民间词人的作品，尤其是敦煌曲子词。参与译介的也多是西方各国著名的学者，如翟理斯(Her-bert A.Giles, 英)、戴密微(PaulDemieville, 法)、马悦然(GoranMalmqvist，瑞典)霍夫曼(Alfred Hoff-mann，德)、刘若愚（美）、叶嘉莹（加）等。与此同时，西方学者也注意分辨词与其他诗体的异同。在中国文学史或文学导论之类的著作里，讲述词体特点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刘若愚的《中国诗歌艺术》，就从主题、措词、结构、韵律、境界、词牌等方面，对词做了详细介绍。
进入鉴赏层次，介绍趋向细腻化，远比译介以注释形式所提供的背景知识丰富得多。鉴赏旨趣或在主题，或在技巧，或在轶闻，或在措涉。作者往往凭兴之所得，指奇说妙，涉笔足篇。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傅汉思的《梅花和宫女》。有些学术性较强的著作，也含有一定数量的品鉴性文字。
词学著作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学者对词又有了更深透的了解。就内容而言，这些著述包括词史、词风、词人、词作等研究。词史研究肇始于白思达的探源文章《词体的兴起》(1956)，后来又有陈士铨（译音）的《词之兴起再探》(1970)一文与白氏商榷；及至玛莎·L·瓦格纳的专著《莲舟》(1984)问世，探源研究已经达到一个新水平。词史研究之中还有两个分支：一是对词的亚类——咏物词（兼及咏物体）的探源与逐变，如格雷斯·S·冯《吴文英和南宋词艺术》(1987)中的部分章节；一是阶段史研究，如孙康宜的《中国词的发展：从晚唐到北宋》(1980)，它旨在描绘某个时期词体发展的基本轮廓。词风研究是西方学者特别着力的一个论题。叶嘉莹论吴文英(1969)、林顺夫论姜夔(1978)、冯氏论吴文英和南宋词，均围绕着风格展开讨论。词人、词作研究中，重在词人者即为传记，现已见有欧阳修、苏轼、李清照、辛弃疾、陆游的传记行世；另一种重在词作的分析与研究。由于两者关系密切，评传与词评两种著作在内容上有所交迭。有的索性将两者合为一书，一并探讨，海陶玮的《词人柳永》(1981—1982)即是一例。此外，赵如兰的专著《宋代音乐资料及其解说》(1967)和L·E·R·皮肯的论文《中国十二世纪的世俗歌曲》(1966)是罕见的词乐研究。
总起来看，在中国古体文学的西播中，词的译介与研究还是个薄弱环节。但就仅有的词学著述而言，我们仍可发现这一研究已经形成了几种特色：一、介绍词作，多见用西方诗歌进行类比或反衬的例子，目的是取得以近喻远、以易解难的效果。因此，这一研究带有很强的比较性。二、考证词史，多利用我国（包括港台）和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陈士铨、瓦格纳即分别从任二北、王重民、饶宗颐和戴密微等人的著作中得到启发，从而推演出新见解的。也就是说，这一研究积极参与世界学术论坛的活动，因此有很强的国际性。三、词作评析固然需要我国传统的透视角度与分析方法，但西方新兴的文学理论也在词学研究领域派上了用场（词史考证也有西论中用的个别例子）。传统的与现代的、中国的与西方的双管齐下，使这一研究在方法上呈现着很大的灵活性。总之，西方学者努力贯通中西、把词学置于世界诗歌研究背景上的做法，为新见解的形成，为词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七八十年代是西方词学研究丰收的季节，期刊文章数量激增，专题著作纷纷问世，这也许预示着今后会有更丰硕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