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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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石經  shǔshíjīng

即後蜀石經。

蜀石经

后蜀广政元年(938年)在成都建立的石刻儒家经典。字体为楷书，全刻十三经。后因蒙古族入蜀而毁于战乱。现仅存残拓本。参阅王国维《观堂集林·蜀石经残拓本跋》。

蜀石经

五代时期石刻，五代时后蜀主孟昶令刻于成都的儒家经籍。又称 “广政石经”。于广政七年 (944年) 始刻，一说广政元年始刻。时由宰相毋昭裔主持，以唐开成石经为蓝本，以楷书名家张德昭、张绍文、孙逢吉等书写，名工匠张廷族等刊刻。计有 《孝经》、《论语》、《尔雅》、《易》、《诗》、《书》、《仪礼》、《礼记》、《周礼》、《左传》10种。北宋皇祐元年 (1049年)，又由田况主持补刻 《春秋经传集》、《公羊传》、《穀梁传》。南宋乾道六年 (1170年)，由晁公武主持补刻 《古文尚书》、《石经考异》，席贡、彭慥主持补刻 《孟子》。以上凡15经外加 《石经考异》，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儒家经典石经，也是唯一有注文 （在经文下刻双行小字的注） 的儒家经典石经。南宋时为经书的通行本，有1000多通，均立于文翁石室旧址 （今成都市文庙前街石室中学）。宋末元初毁于战乱。今存残石10余方，分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及四川省博物馆 (6方)等处。

蜀石经

八册 （庐江刘氏影印本）。刘体乾辑。体乾字健之，安徽庐江人。此书为刘氏辑其先后所得蜀石经拓本影印而成。只以册计，不分卷。第一、二、三册是石经 《周礼》。第一册是卷九，存三十七页半。其存字自 《秋官上·蜡氏》注“此官之职”句的“职”字起，至《秋官上》末经文“如蛮隶之事”句止。第二册是卷十，存三十八页半。其存字自《秋官下》“布宪掌邦宪之刑禁”句起，至《秋官下·掌客》注“载米之车也”句止。又存“曰薮十薮曰秉车”七字。第三册是卷十二，存二十三页。其存字自 《冬官·玉人》注“男守蒲壁”句的“壁”字起，至《匠人》“窦其崇三尺墙厚三尺”句的“厚”字止。第四、五、六册是蜀石经《春秋左氏传》。其四、五两册是卷十五，存五十三页。其存字自襄公十年经文“经十年春”句起，至十五年注“郑之有谋也”句的“也”字止。其第六册是卷二十，存三页。其存字自昭公二年“夫子君子也”句的“子也”起，至传“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请焉”句的“而”字止。中间缺经文十二字，注二字。第七册是蜀石经《公羊传》，是《公羊传》卷二，存十九页。其存字自桓公六年传“犹曰是人来也”句的“来”字起，至传“归者出入无恶”句的“无恶”字止。其后残破不完，仅存“注入不应盗国”五字和“也不书出时者略小国”九字以及传“公会齐”三字。第八册为蜀石经《榖梁传》，存两页半，又三页半，又两页，又半页。半页者为卷六，其存字自文公元年传“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句起，至“王使叔服来会彝”句止。三页半者为卷八，其存字从成公元年传“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句起，至传“举其贵者也”句“其”字止。其两页半和两页者为卷九。两页半者，其存字自襄公十八年传“公会晋侯”句起，至十九年传“晋士匄帅师侵齐至谷”句的“至”字止，末半页仅另装“廿四”两字。两页者，其存字自襄公二十六年传“公会晋人”句起，至二十七年传“晋专喜之徒也”句止，其后残破不完，仅存传“何也已虽急”五字；“是亦弑君者”五字； “有是信”三字； 注“恶”一字。共八册。存《周礼》、《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四经，共九卷。只有《左氏传》卷十五是完整的，为壬寅夏四月付印。册首冠以王树楠序。各册前后共附图十二幅及乾嘉以来百余家所题的诗词记跋。其中如杨珤臣的跋辨析源流，吴履敬的跋考订同异，翁方纲的跋论蜀刻宋刻的不同。还有附于各卷的陈庆镛的考异补， 缪荃孙的校记， 以及缪氏诗注认为 《榖梁传》后“廿四”两字为所记石数等等，这些对于研究蜀石经都具有参考作用。蜀石经传本久已稀少，只有明内阁储有全本，见于张萱所撰《疑辉》。至有清一代，据各家所见所闻，见于记载的，只有当初黄树谷所藏，后来归王溥、黄丕烈所有的《毛诗》卷一、卷二；当初由赵魏所藏，后来归汪继培所有的《周礼·夏官》三十六行；杨继振所藏的《周礼》卷九、卷十，《春秋左氏传》卷十五，《榖梁传》卷九；当初陈芳林所藏，后归梁章钜所有的《春秋左氏传》卷二十；陈庆镛所藏的《周礼》卷十二；《公羊传》卷二；魏亦鹤所藏的《尚书·尧典》一篇；王树楠所见的《尚书》三十六行以及清内阁散出的《谷梁传》卷六、卷八、卷九后两页。刘氏此书所辑，只有《毛诗》、《尚书》，《周礼·夏官》不在其内，其余则悉萃于此，可谓集蜀石经之大成。王国维《观堂集林·蜀石经残拓本跋》，鉴于《左氏传》卷十五首面前有东宫书府印，与内阁散出的《穀梁传》卷六首页的印记相同，遂认为刘氏所辑皆源出内阁，即张萱所见大库之本。王氏考溯渊源，颇为可据。但所记页数，《周礼》卷九误作三十八页；卷十误作三十七页；《穀梁传》卷九两页半，误作两页。其数均与刘氏此书不符，悉当以刘氏此书为据。考石经之刻，早于蜀石经的，汉有熹平，魏有正始，唐有开成；晚于蜀石经的，北宋有二本，南宋有高宗御制书，清有蒋衡所书。这些石经均仅刻经、传正文，不及于注。而蜀石经则经、注并刻，且所据为太和旧本，因此各家竞相推重。只有阮元的《毛诗校勘记》对蜀石经独有微词。现根据王昶的 《蜀石经残字考》、吴骞的《蜀石经考异》，冯登府的《石经考补》、陈庆镛的《石经考异补》、缪荃孙的《蜀石经校记》来看，蜀石经的脱字、羡字、误字固所不免，但可据以订正各本脱字、羡字、误字的材料也很不少。全祖望认为其书既然很庞大，舛误之处自不可免，重要的是那些可以用来考证各本的材料。其持平之论，确实可以作为对蜀石经的定评。只是所谓蜀石经，详考各经，实不尽刻于蜀。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蜀石经《左氏传》三十卷，不缺唐讳及国朝讳，而缺“祥”字，当是孟知祥僭位后的刻石。其《穀梁传》不缺唐讳、蜀讳，而缺“恒”字，可知刻在真宗以后。又其《汉读书附志》说，蜀石经三传至皇祐初才刻完，所以《公羊传》后，书云“大宗皇祐元年岁在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毕”。可知《公羊》、《穀梁》二传，实际上刻于宋代。之所以总称为蜀石经，是因为当初刻石的时候是由后蜀统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