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铸造论

主张在国家掌握铸币权的前提下，允许民间自愿将货币金属送至官府钱署，铸成归自己所有的货币，政府收取少量铸费或不收费的思想。南朝大明元年 (457年)，沈庆之从解决通货不足出发，提出：“愚谓宜听民铸钱，郡县开置钱署，乐铸之家，皆居署内，平其准式，去其杂伪，官敛轮廓，藏之以为永宝。去春所禁新品，一时施用，今铸悉依此格。万税三千，严检盗铸，并禁剪凿。”(《宋书·颜竣传》) 沈庆之称采取上述办法有如下好处：“数年之间，公私丰赡，铜尽事息，奸伪自止。且禁铸则铜转成器，开铸则器化为财，剪华利用，于事为益。” （同上）时扬州刺史颜竣反对沈庆之的上述主张，称“开署放铸，诚所欣同，但虑采山事绝，器用日耗，铜既转少，器亦弥贵。设器值一千，则铸之减半，为之无利，虽令不行。” （同上） 并指出小钱流通也不能解决“府藏空匮”的问题。认为“惟简费去华，设在节俭，求赡之道，莫此为贵” （同上）。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 (495年) 朝廷颁布诏令称“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炼，无所和杂。”(《魏书·食货志》) 建义初 (约528年) 严禁私铸，而私铸盛行难止，铜钱“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 （同上），秘书郎杨侃又倡议恢复自由铸造政策，“听民与官并铸五铢钱，使人乐为而俗弊得改”(《通典·食货九》)。孝庄帝采其建议，“官自立炉，亦听人就铸”( 《魏书· 食货志》)。这种“官自立炉，听民就铸”的办法类似近代金本位盛行时代的“自由铸造”。中国货币经济发展的悠久历史，是南北朝产生这一思想的客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