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的小说思潮

二十年代初，新文学在小说理论上曾着力介绍和提倡自然主义，其主要阵地是《小说月报》。茅盾主张“中国现代小说界应起一种自然主义运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李之常甚至提出： “社会改造的发动者舍自然主义的文学还有什么呢？”(《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自然主义小说思潮的影响主要来自欧洲，间接地来自日本。梁启超、胡愈之、胡先驌等对欧洲自然主义都有过一定的介绍和论述。在茅盾等人明确地提倡自然主义时，大多数重要文章和著述，如晓风（陈望道）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谢六逸的《西洋小说发达史》，则都是从日本输入的。因此，虽然倡导者仍以左拉、龚古尔、莫泊桑等作家的创作和见解为理论依据，但其中已间接地受到了日本文学对自然主义的认识和日本自然派文学的影响。中国现代小说创作对自然主义的态度曾经历过不同的阶段。在1920年前后，茅盾对自然主义是基本否定的。他认为，“自然派只用分析的方法去观察人生表现人生，以至见的都是罪恶，其结果是使人失望”，因此，比之浪漫主义“其害更甚”(《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1921年起，茅盾开始大力提倡自然主义，认为自然主义“见什么写什么”，有“永恒的价值”(《“左拉主义”的危险性》)。他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对所提倡的自然主义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指出在描写上，要“对于一桩人生，完全用客观的冷静头脑去看，丝毫不搀入主观的心理”，在取材上，要“把科学上发见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并研究社会问题”。同时， 《小说月报》等刊物大量刊登有关文章，形成了自然主义的小说思潮。1922年底以后，茅盾基本分清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别，着重于现实主义。五四时期小说创作提倡自然主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从文学进化的思想出发，以为世界文学已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到了新浪漫主义，但中国文学还处于写实主义以前，因此，必须“尽量把写实派自然派的文艺先行介绍”(茅盾《小说新潮栏宣言》)。二、从揭露社会黑暗腐败出发，认为专一揭破丑恶的自然主义是最有力的。李之常甚至提出要“拿自然主义来作革命文学的具体建设”(《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三、从对症下药出发，认为自然主义的严格求真能最有效地纠正中国小说丧失客观态度， “只知主观的向壁虚造”这一弊端(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四、不能明确地区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界限，常误认它们“实为一物”，只是自然主义的写实手法更为严格(茅盾《自然主义的怀疑与解答·通信》)。五、认为“自然主义是经过近代科学的洗礼的；他的描写法，题材，以及思想，都和近代科学有关系”(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于是在崇尚科学的同时也接受了自然主义。由于中国社会现实使现实主义“为人生”的思想始终占着主导地位， “五四”小说创作并没有接受欧洲自然主义思潮的全部内容，只是在自然主义的口号下，吸收并提倡与现实主义相通但更为严格的“实地观察”和“客观描写”这一“科学描写法”。相反，对于左拉“专在人间看出兽性”和物质的机械的定命论思想，则始终是持批评态度的。因此，从对小说表现人生的思想和艺术上看，中国现代自然主义小说思潮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建设中一个没有被自觉意识到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