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篇》

 字书。北宋王洙、胡宿、司马光等人奉诏编纂。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丁度等修《集韵》,以增字既多，不能与顾野王《玉篇》相互参照，故奏乞委修韵官将新韵添入。宋仁宗命王洙、胡宿、范镇等编修《类篇》,最后由司马光整理成书。全书十四篇，又目录一篇，每篇又分上、中、下三卷，共四十五卷。其体例仿《说文解字》,按部首排列。部首共540部，大体与《说文》相同。收字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个，重文两万一千余。每字下先列反切，然后加以训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说：“其所编录虽不及《说文》、《玉篇》之谨严，然字者孳也，辗转相生，有非九千旧数所能尽者。《玉篇》已增于《说文》,此书又增于《玉篇》,时会所趋，久则为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固难以一格拘矣。”此书收录不少唐宋间所产生的新字，是研究中国汉字发展的重要参考材料。

《类篇》

字书。45卷。宋代王洙、司马光等著。宋仁宗宝元二年 (1039年), 诏丁度等修 《集韵》， 以增字既多， 不能与 《玉篇》相互参照， 遂命王洙等另撰此书， 最后由司马光等整理而成， 与 《集韵》相附而行。此书分544部，大体依据《说文》，收字31319，重文21846，合计53165字。编撰凡例有九：同音而异形者， 皆两见； 同义而异声者， 皆一见； 古义之不可知者， 皆从其故； 变古而有异义者， 皆从今； 变古而失真者， 皆从古； 字之后出而无据者， 皆不特见； 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集韵》之所遗者，皆载；字之无部分者，皆以类相聚。此书不仅收字较多，体例谨严，其所依据也比较可信，是宋代字书中较好的一部，但释义还稍嫌简略，而分部又过繁琐，不便检查。有清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栋亭五种本。

类篇

字书名。旧题宋司马光等奉敕纂，实际上是王洙、胡宿、掌禹锡、张次立、范镇等编纂，由司马光定稿的。十四卷，目录一卷；每卷又分上中下三卷。编纂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参协《玉篇》体例并与《集韵》相辅而行。《集韵》以韵编次，此书则按《说文解字》以形编排，分为五百四十三部(其中艸部、木部、水部因字多而各分上下)。收字三万一千三百余，重文二万一千余，比《集韵》少三百多字。每字释音释义，同音而异形的字两见，同形而异音的字则一见。此书收字、释音、释义多沿用《集韵》《说文解字》《玉篇》，在文字学上并无多少特殊的价值。中华书局于1983年出版影印本。

类篇

字书。宋代王洙、胡宿、张次立、范镇等人相继编纂，最后由司马光整理并献给皇帝。书名寓按部首分类之意。十四卷，另有目录一卷，每卷又分上、中、下，实为四十五卷。其分部及各部排列顺序，基本上沿袭《说文》，仍为五百四十部，只个别地方有较少改动。共收53165字，其中正文31319字，重音（一字多音）21846字。每字先用反切注音，然后释义(部首先释义，后注音)，有异体和异读的都加以说明。着重于音义的注释，不分析字形结构（部首例外）。释义简明扼要，并能重视新字新义。由于此书不仅收字较多，体例谨严，其所依据也比较可信，所以成为宋代较好的一部字典。今有1983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类篇

字书。四十五卷。旧本题宋司马光撰。但据该书附记称，《类篇》曾历经王洙、胡宿、张次立、范镇等人相继编修，最后由司马光负责“缮写奏进”。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宋宝元初进士，历任天章阁待制兼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兼侍读学士，枢密副史、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等职。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为保守派首领。另著有《资治通鉴》、《司马文公集》、《稽古录》、《涑水记闻》等。
《类篇》共收字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字，其中重文二万一千八百四十六字。所分五百四十个部首与各部之间排列基本与《说文解字》相同，而各部所收之字则是按韵排列。各字下的注释是先列或体，次以反切注音，再次释义。有异读异义的，则以“又”字标明。最后注明重文与异读的数目。关于《类篇》的编纂凡例，在卷首苏辙的《序》里有扼要的说明，共有九条。这九条大致可反映《类篇》的特点：一方面是继承《说文》和《玉篇》的传统，讲求古音古训，阐明古今字形变化；另一方面大量吸收由于时代的发展和需要而孳乳产生的新字和新的音义。大体上可以这样说，《类篇》是《说文》、《玉篇》一系列传统字书在宋代的补充本。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类篇》后记中所谈及该书的编纂起因中亦不难发现，《后记》曰：“宝元二年十一月，翰林院学士丁度等奏：今修《集韵》，添字既多，与顾野王《玉篇》不相参协，欲乞委修韵官将新韵添入，别为《类篇》，与《集韵》相副施行。”由此可知，《类篇》作为一部字书，其编纂初意是与稍早编成的韵书《集韵》相辅行世。这是因为在《类篇》之前人们常用的字书是《玉篇》，《玉篇》成书于南朝，收字虽已较《说文》为丰，达一万六千余字，但同收字“务从该广，经史诸子及小学书，更相参定”(《集韵·韵例》)的《集韵》所收的五万三千多字相比，则难免“不相参协”，故须编一部收字得与《集韵》“相副”的字书《类篇》。
值得注意的是，《类篇》新增之字多可见诸后起文献。如“籴”字，《类篇·八部》收为“糴”或体，而在敦煌歌辞中亦用“籴”为“糴”(《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类篇》又收“畢”为“毕”字或体，这又与《祖堂集》([日]柳田圣山主编《祖堂集》，京都大学)及敦煌歌辞(见《敦煌歌辞总编》)用字无别。由此可见，《类篇》对《说文》、《玉篇》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文字的历时演变发展为依据的。
前人评介《类篇》，或讥其有悖《说文》而失严谨，如清人朱士端《强识篇》：“《类篇》‘荪’、‘荃’连文，《说文》明云‘荪，香草也’，‘荃，芥脆也’，《类篇》乃云‘荪亦作荃’，此不当并而并也……《说文》‘龋”‘𤘐’连文，皆训‘齿蠹’，《玉篇》、《类篇》齿部‘龋’下引《说文》‘齿蠹’，牙部‘𤘐’下又引《说文》‘齿蠹’，此不当分而分也。诸如此类甚多。”此种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些情况须作具体分析，如《类篇·巾部》“帓”下曰“勿发切，足衣也”，实际已同“袜”。而“帓”在《玉篇》中则训“巾也，莫拨切”。此当即朱氏所谓“不当并而并”者，而在佛经中，“帓”已多用同“帓”(《一切经音义》九四卷)，故简单地斥为“不当”并不公允。《四库全书总目》的评价则较客观：“其所编录，虽不及《说文》、《玉篇》之谨严，然字者，孳也，辗转相生，有非九千旧数所能尽者。《玉篇》已增于《说文》，此书又增于《玉篇》。时会所趋，久则为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固难以一格拘矣。”
《类篇》还有其它一些缺陷：一字两部重见，如“视”字既收“示部”又收“见部”；引书引旧说多无篇名及具体出处，如“口部”“呜”下曰：“又乌故切，叹伤也。《后汉书》：噫呜流涕。”但从总体上看，《类篇》仍不失为继《说文》、《玉篇》之后最重要的一部字书，收字完备，音义并重，释义也较详尽，对语言文字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常见的版本有明万历四十三年序刊本、清康熙十年西泠堂主人刊本、康熙四十五年扬州诗局刊楝亭五种本、同治七年紫文阁刊本等。1984年中华书局据光绪二年姚觐元丛刻本影印重版，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上海图书馆藏汲古阁影宋钞本影印并附四角号码检字索引，十分易得，又有检索之便。

类篇

（宋）王洙、司马光等奉诏纂修。14卷，又目录1卷，每卷又分上、中、下3卷，共45卷。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丁度等修《集韵》以增字既多，不能与《玉篇》相互参照，于是命王洙等另纂此书，最后由司马光等整理而成，同韵书《集韵》相辅而行。分544部，大体与《说文》同，收字31300余个，重文21000余个。反切、释义与《集韵》同。今存善本为汲古阁影宋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据此影印10册线装本。另有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本，16开，566页。

类篇

四十五卷。旧题宋司马光撰，实为王洙、胡宿、掌禹锡、张次立、范镇等人相继修撰。英宗治平三年(1066)二月，范镇出镇陈州，才由司马光代之。时已成书，唯缮写未毕。治平四年缮写完毕，由司马光奏进朝廷。传为司马光撰，是不符合事实的。先是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十一月丁度，宋祁等奏称：“今修《集韵》，添字既多，与顾野王《玉篇》不相参协，欲乞委修韵官将新韵添入，别为《类篇》，与《集韵》相副施行。”遂诏修韵官王洙另纂此书。全书十五卷，每卷各分上中下，亦称四十五卷。依照《说文》的体例和编次， 末卷为目录， 正文亦分五百四十部， 其中 “艸”、“食”、“木”、“水”四部因字多各分上下，亦称五百四十四部。收释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字，重音二万一千八百四十六字，总共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五字。重音字不计，所收字数比 《玉篇》增多一倍。《集韵》遗漏的字也都尽量收入，然总数比《集韵》少三百六十字，因为《集韵》所收重文，颇为杂滥，而《类篇》则较为严谨。每字之下先列反切，随后训解，以音义为主，并不逐字分析形体构造，与《玉篇》一样。但有异体的，皆注于正字之下，有时还附列篆文。如果字有异音异义，则分别举出加以说明，可与《集韵》相印证。书中收录唐宋之间所产生的字不少，乃是研究文字发展的宝贵资料。是书收入《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旧刻有清代曹寅所刻《楝亭五种》本，现在通行的是后来姚觐元的翻刻本，即一般所说的《姚刻三韵》本。该本目录一卷，颠倒错误，不足为据。

类篇

（宋）王洙、司马光等纂修。中华书局1984年8月出版影印本。原书于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始编，成于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影印本系据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姚觐元据《栋亭五种》本重刻的《姚刊三韵本》影印。15卷。卷分上、中、下。收字31319个，重音21846字，共53165字。仿《说文》体例，分544部。每部之前，先列《说文》对该部的解释，后对部中文字予以解说。每字用反切注音，再释字义，异体字注于本字之下，间附篆文；文字之异读、异义于解说字义后加以说明。书末附“总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