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农村经济收益分配及农民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广西农民为生存，不得不接受地主的苛刻条件，租种地主的土地交纳高额地租。据1936年广西50个县的调查，有61%的农户要向地主缴纳地租。30年代广西农民向地主缴纳地租主要以实物地租为主，根据1934年广西39个县的调查，实物地租占93.7%，货币地租6.3%。同时劳役地租占有一定地位，1934年在广西59处调查，劳役地租占租佃农户6.77%。占统治地位的实物地租中的定额租率，平均约在50%左右，但有的县份高达70%—80%，在个别县份佃农除缴租外，还要负担全部田赋或田赋的一半，但租率并不因此减少。由于广大农民失掉土地被迫竞争租地，加上反动政府对工商业施行重税政策和对土地封建制度的支持，使地主阶级更加肆无忌惮，增租已成为各县普遍现象。1937年广西水田每亩实物定额平均1.21市石，到1941年升到1.46市石，增加20.7%。另据《广西农村调查》记载，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所得的70%要交纳地租。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贫困农民不得不靠借债度日，而地主放债的利率高达50%，放“青苗”等实物债的利率更高，达到80%。
贫困农民除了受地租、高利贷的残酷剥削外，还受国民党苛捐杂税的压榨。根据广西省7县48户调查，抗日战争前48户农民纳税折谷为8 937.5公斤，占总收入4.68%。税赋种类名目繁多，各种附加税多如牛毛，还常增新税和各种附加税。1934年广西的税目中，国税12项，省税25项，县税200余项，区公所的捐税76项，而各种税目的附加税极为繁重。以1933年为例，有的附加税比正税高数倍，如北流县附加税比正税高5倍以上，博白等9个县高2至3倍，有71个县高1倍以上。附加税种类达18种之多。诸如省教育费、县教育费、团枪费、自治经费、建筑区乡公所费、电话费、建筑县府费等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捐税之重，无法究诘。
农民在地租奇重、赋税繁多的盘剥下，还必须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在旧中国，政府只知对农民横征暴敛，从不关心生产，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1941—1943年，全省只有打稻机1 012台，玉米脱粒机100台，榨蔗机30台，水田中耕机61台。由此可见，当时，广西推广新式农业机具数量甚少。农民温饱不能解决，也无力购买新式农具，广大农民种地主要靠自己的体力和畜力，其中耕牛占最重要的地位。1933年全省共有牛230万头，平均每户约有一头。但是耕牛分布很不平衡，地主平均每户2.30头，富农每户2.75头，中农每户1.74头，贫农每户0.82头。无牛农民租牛耕地，一年要缴纳租谷50—150公斤，据当时12个县280户农家的调查，租用耕畜费用占农业生产费用2%。在缺乏耕畜的地方，就只有以人力代替畜力，用踏犁、锄头、铁锹翻地，有些地方尚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甚至用木棍钻土，播种包谷”。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生产条件简陋，农民不仅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造成农业生产凋敝萎缩，每况愈下，到1949年，人均有粮（原粮）只有221.32公斤，比1933年减少25.19%。
伴随着收入水平的下降，农民的日子也越来越艰难，根据1934年对78个县农民的生活状况调查，有12个县50%以上的食粥。1933年玉林县全县农民百家中只有3家能够全年吃饭，其余都以稀饭、杂粮充饥，岑溪县和容县春季吃稀粥和红薯、芋头、木薯过活的农户十居六七。一些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靠米糠以及野生植物糊口。贫困农民无力维持生存，只能借债度日。根据调查，解放前借债度日的住户中，贫农占58.91%，中农占31.12%，借债粮食中农占38.38%，贫农占49.77%，而地主、富农的借债户数仅占1%和0.69%，借债粮食仅3.33%和1.33%。不少农户穿的衣不蔽体，住的茅棚草舍。1934年对上述78个县农民生活状况调查，他们常年衣着中买布的占62.33%，买纱的占37.67%。78个县有16个县30%以上农户住茅屋，最高的凤山县住茅屋的占72%，住瓦房只有18.75%。
在正常年景要求温饱尚不可得的农民，稍遇水旱风灾，景况就更凄惨。1943年广西全省水灾受灾达1.68万公顷，旱灾受灾18.01万公顷，农民在灾歉之年只能四处逃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