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

 又称“中间路线”。1930年邓演达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从事反蒋又反共的活动，幻想在国共两党以外，寻找一条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中间路线。不久，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下流产。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民主党派中的右翼分子，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既不同于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又不同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走“第三条道路”。曾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后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而归于破灭。

第三条道路Third Road

早在5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就意识到苏联强加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严重弊端，需要进行根本的改革。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派领导人杜布切克 (Dubchek) 发动了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经济改革，试图建立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奥塔·锡克 (Ota Sit) 此时担任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副总理，直接参与了“布拉格之春” 改革运动。1968年8月，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 改革运动中道夭折，奥塔·锡克被迫流亡瑞士，任教于圣加仑大学。奥塔·锡克在瑞士潜心著述，试图从理论上完善改革思想。他出版的 《第三条道路》 和 《关于第三条道路论据》 等著作集中阐述了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以为东欧寻找一条独特的可取代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模式。
在奥塔·锡克看来，当代的资本主义制度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都存在深刻的结构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资本所有者与劳动所有者的矛盾、非生产者与生产者利益的矛盾，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则存在着经济发展从属于官僚利益、劳动者与其生存条件相异化以及官僚利益压制多数人利益等弊端。因此要“全面设计一个将来能取代今日共产主义体制的人道的社会模式”，使资本主义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根本性缺点得到克服。这个社会模式便是他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体制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体现了奥塔·锡克对于未来社会主义体制的设想。在他看来，未来社会主义有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实现资本集体化，消除雇佣者对资本发展漠不关心、劳动者与其生产基础相异化以及他们对经济发展的无责任感，避免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所导致的普遍的官僚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发展屈从于官僚利益、劳动者与其生存基础相异化的弊病。
第二，对宏观经济实行民主的指导性的计划管理，保障非生产者的利益与生产者的利益获得同等重视，经济发展得到控制，使之趋向于人道的目标。这意味着要抛弃苏联式的集中的计划管理，因为这种计划管理不仅使经济效率大大降低，同时也限制了个人和社会的消费发展。
第三，保持市场的基本职能。市场应继续作为一个不可取代的衡量经济有效发展的机制，作为纠正计划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缺点的因素，而继续发挥作用。通过建立在集体资本利益上的国家收入政策、反垄断政策、外贸政策等，市场的范围及其基本结构的发展将得到调整，通过市场反映出来的和不能通过市场反映出来的需求也将有意识地得到同等的满足。这意味着要拒绝一切消灭市场的乌托邦思想，因为它只能导致生产者对消费者的单方面统治，并埋葬生产者使生产获得有效、高质量和结构灵活的发展的兴趣。
第四，政治民主得到加强，实现真正的社会改革，以使政治和经济机关不再为政党和政治利益所垄断，使非生产者的利益也得到同等的重视，使人民的利益得到表达。这意味着：允许各种利益可以自由的组合，提出各种社会改革的计划和建议； 通过有意识的机构改革，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对权力的依附； 使民主的代议制与科学的利益分析相结合； 使宣传机器客观化以及加强公众的监督和讨论。
奥塔·锡克所寻求的既非资本主义又非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是60、70年代流亡西方苦闷彷徨的东欧经济学家要求对东欧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心声。他对于第三条道路的设想在东西方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促使人们以新的视角探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问题。随着1989年东欧的剧变，东欧的政治经济体制日益与西欧趋同，第三条道路已失去了用武之地。但是，第三条道路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史上却享有持久的地位，它启迪了人们的思维，促进了改革思想的传播，对于80年代的东欧经济改革起了催化作用。

第三条道路

参见“中间路线”。第三届 “立法委员” 1995年12月2日选出，共计164席，国民党获85席 (其中 “区域和原住民立委” 74席，“不分区立委”15席，“侨选立委”3席) ，占总席次的51.83%，比第二届“立委”选举时的103席少18席； 民进党获得54席； 新党攻下21席，无党籍4席。此次选举的总投票率为67.65%，国民党获46.06%，这是国民党去台湾后在 “立委” 选举中首次不过半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