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为侈丽宏衍之词

班固撰《汉书·艺文志》，是以刘歆的《七略》为蓝本，每类书目后面的论述，不一定都是班固自己的意见，很可能还是刘歆的原文，如对屈原、司马相如的评价，《汉书·艺文志》中讲：“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喻之义。”这和班固《离骚序》、《离骚赞序》、《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中对屈原、司马相如的评价相抵牾。如果说《汉书·艺文志》中的论述是班固的意见，那只能说其观点前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不仅赞同扬雄把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也赞同扬雄把屈原的辞赋作为“诗人之赋”的代表作，把宋玉、唐勒、枚乘等人的辞赋作为“辞人之赋”的代表作。在如何划分“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问题上，班固在扬雄观点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扬雄认为赋的共同特点是“丽”，而“则”与“淫”是划分“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界线。班固划分“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主要看其有没有讽喻意义，虽与扬雄意思大致相同，标准却更加明确。其次，对“丽”的追求上，“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也不尽相同。班固认为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及扬雄，这些“辞人”作赋“竞为侈丽闳衍之词”，即竞尚富艳藻绘，喜好淫泰夸丽之声，正如后人所指出的那样，刻意追求语言形式，唯恐“一语未新”、“一字未巧”、“一联未偶”、“一韵未协”。“诗人之赋”的语言特点如何，班固虽未讲，但看得出“诗人之赋”虽也有“侈丽闳衍之词”，但并非“竞为”所致，其辞大都为作者感怀所驾驭，所以情真意切而辞诚，言词表现出的朴素、自然之美，如司马迁评屈原作品辞：“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这就更清楚地看出“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存在着文风上的区别，所以说班固对赋的认识比扬雄更前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