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促进shehui cujin

也称社会助长。指个体在团体状态或他人在场同场竞争时， 工作效率要高于一个人单独完成某项任务。例如两个人同时骑自行车要比一个人骑时速度快。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争强好胜、不甘落后的心理。社会促进的影响程度是因人而异的。一般来说，小孩要比成人所受的影响大一些。而成人所受影响的程度也不同， 有些人因此反而工作效率降低。美国心理学家F·H·奥尔波特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时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的习惯、环境、适应能力、注意力分散程度、受暗示性等因素所造成的。他认为社会促进对迟钝的人影响较大。

社会促进Shehui cujin

许多人在一起工作（即共做）或有他人在场比一个人单独工作（即独做）时活动或工作效率提高，出现增质或增量的现象，又叫社会助长或群体效应。是群体对个体发生影响作用的一种表现形式。特里普利特(N.Triplett)于1897年进行了该领域的第一项实验研究，他要求40名10—12岁儿童在独做或共做两种情境下尽可能快地绕钓鱼杆上的线，结果发现共做的成绩显著快于独做的。莫德(W.Mode)于1914年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证实了该现象的存在，并发现共做中竞争性的增强会使共做成绩比独做成绩好得多。奥尔波特(F.H.Allport)在1916—1919年间也进行了系统实验，发现社会促进的产生还取决于任务的性质。如果任务简单，共做一般会增量或增质；如果任务复杂，共做虽能增量，却可能出现减质即错误可能增多。研究者认为对于复杂、困难的任务，人多或有他人在场会使人分心，不能专心思考，因此出现减质甚至减量的社会干扰作用。扎琼克(R.B.Zajonc)等的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为此，他提出了驱力水平论(drive level theory)，认为他人在场会造成一个人的内驱力或动机水平的提高，使优势反应加强，因而提高简单工作的效率（因简单工作中正确反应占优势），但却会妨碍复杂、困难任务的完成（因这时不正确的反应占优势）。如果对于完成复杂、困难的任务事先进行过训练，则共做仍可增质、增量。对于他人在场为何增强一个人的驱力或动机水平？考特瑞尔(W.B.Cottrell)通过实验研究认为，他人在场时，个体的被评价意识增强了，同时，共做往往暗含着竞争，因此个体就总想表现好一些，结果使共做优于独做。对于他人在场或共做对思维活动尤其是创造性思维活动究竟是积极的促进作用还是消极的干扰作用，研究中存在矛盾的结果。为此，林格伦(H.C.Lindgren)和布坎南(J.Buchannan)于1965年和1973年分别进行实验，先采用奥斯本(A.F.Osborn)于1957年提出的“脑力激励法”(brainstorming)，即让主持人提出要解决的问题，鼓励群体成员提出建设性意见，本着不批评、畅所欲言、多多益善、可吸收别人意见等原则，大家集思广义，然后再进行独思，结果发现，这种将共做与独做相结合的方式，能使人们的创造性思维，不论在质上还是量上都优于单纯采用一种方式。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育者可以针对任务的性质，巧妙地使用共做、独做及二者结合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工作效率和质量。

社会促进social facilitation

亦称“社会助长”、“群体效应”。指他人在场引起个体活动效率提高的现象。美国社会心理学家N.特里普利特最早于1897年通过文献研究法发现，在自行车比赛中，多人同时比赛比一个人单独计时比赛成绩好，随后设计儿童绕线圈活动对这种现象进行过实验研究。1916～1919年，F.H.奥尔波特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系统的实验研究，结果发现，他人在场即可以使个体活动效率提高，也可以使个体活动效率降低，依活动的性质而定。一般而言，对一些简单的、机械的体力活动而言，他人在场提高了个体的活动效率，他将这种现象称为社会促进；对一些复杂的脑力活动或是个体还没有熟练掌握的活动而言，他人在场降低了个体的活动效率，他将这种现象称为社会抑制(social inhibition)或社会干扰(social interference)。随后几十年，社会心理学家们继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和理论研究，但直到1965年，R.B.查荣克从行为主义立场提出优势反应强化学说，对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做出了较为合理、全面的解释。他认为，他人在场提高了个体的动机水平，从而使个体在面临作业任务时很快地将优势反应表现出来；若优势反应是针对作业任务的正确反应，结果便表现为社会促进效应，若优势反应是针对作业任务的错误反应，结果便表现为社会抑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