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问题论战

20世纪20年代初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同张东荪、梁启超等进行的关于中国要不要开展社会主义运动的论战。从1920年11月开始，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在《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等报刊上，相继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现在与将来》、《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等文章，他们引用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演时散布的反马克思主义言论，宣扬中国的主要病症是“贫乏”、“愚昧”，“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为此就只有靠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胡说社会主义是均产主义，只解决分配问题而不能解决生产问题。并且宣称中国产业不发达，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所以他们反对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反对创建共产党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张、梁谬论一出，立即遭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批驳。陈独秀将双方文章汇编在一起，以《社会主义讨论》为题，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4号上，推动论战的开展。李达、陈独秀、李大钊相继发表了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社会主义批评》、《社会主义释疑》、《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周恩来也都参加了论战。他们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绝不是只解决分配不解决生产问题，“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李大钊文集》下，第671页)“中国经济之厄运已至，实业确有振兴之必要。但谓振兴实业而必适用资本主义，其谬已极。” (同上，第445页)“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在今日的中国并不是振救失业贫民的方策。”(《李达文集》第一卷，第65—67页) 这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方面却也增加贫乏”，“不能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 (陈独秀： 《复张东荪先生底信》)，而且是因为中国是受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的重重压迫下，要想依靠资本家来发展我国的实业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认为中国产业虽然落后，但已经产生了无产阶级，其数量虽然不多，所受压迫却比欧美无产阶级更甚，迫切要求革命。“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李大钊文集》下，第454页)，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潮流影响下，中国已有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开发实业。所以必须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宣传与社会主义运动。由于他们当时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还缺乏调查研究，还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本国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不能正确地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步骤，误认为中国应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通过这次论战，他们揭露和批判了张、梁等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宣传了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思想，坚持了以俄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这样就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