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匮藏书 石匮书后集

纪传体明史。《石匮藏书》二百二十卷，《石匮书后集》六十三卷。明末张岱撰。张岱(1597—1676)，字宗子，改字石公，号陶庵、蝶庵居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张岱有家学渊源，高祖天复曾主持修撰《山阴志》，曾祖元汴曾修《绍兴府志》和《会稽县志》，三志并出，人誉为“谈迁父子”。其家世代留意搜集明代史料，“留心三世，聚书极多”。至张岱，固有感于明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石匮藏书·自序》)，立志编写一部可传信后世的纪传体明史。乃于崇祯元年(1628)开始搜集史料。明亡后，携书稿“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虽环境险恶，生活困顿，数欲自决，终因“《石匮书》未成”，而“尚视息人世”(《琅环文集》)。又经十年辛苦，前后历时二十七年，方成。
《石匮藏书》书“上际洪武，下讫天启”，分本纪、志、世家、列传四部分。作者“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石匮藏书·自序》)，可谓一丝不苟。其列传人物，皆按各自的不同特点分别归入循吏、独行、义人、儒林、文苑、妙艺、方技、隐侠、名医、列女、宦者、佞幸、群雄、胜国遗臣、盗贼等类传中。书中所列天文、地理、礼乐、科目、百官、河渠、刑名、兵革、马政、历法、盐法、漕运、艺文等志，对反映有明一代社会政治、经济特点亦颇得要领。在类传之前或之后，作者常以总论或附论的形式发表其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看法。
康熙初，谷应泰提督浙江学政，张岱应邀参加《明史纪事本末》的编修工作，得以接触崇祯一朝大量邸报材料。遂一边协助谷应泰，一边开始补撰崇祯朝纪传及南明史事。因已有《石匮藏书》，故名所撰书为《石匮书后集》。全书分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作者站在明代遗民的立场，对抗清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予以热情歌颂，如第二十八卷《死义诸臣列传》、第三十二卷《乙酉(顺治二年，1645)殉难列传》、第三十九卷(丙戌(顺治三年，1646)殉难列传》等，均为表彰抗清守节烈士而作。对那些操戈入室，屈辱丧节的民族败类，则给予无情的鞭挞。书中不以南明诸王入本纪而列为世家，认为“我朝得天下之正，无过太祖，失天下之正，无过思宗，崇祯甲申(1644)三月，便是明亡”，“余故于甲申三月，遂痛明亡，乃以弘光、永历，仅列世家，不入本纪”(《石匮书后集》卷五)。对于南明帝王的昏愦，作者亦据事直书，直揭其短，如评价弘光帝朱由崧云：“自古亡国之君，无过吾弘光者：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石匮书后集》卷三十二)书中总结明亡的教训，谓崇祯帝“惟务节省”，“不肯轻用一钱”，“省织造、省宴会、省驿递……日事居积、日事节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贷”，而“九边军士，数年无饷，体无完衣”，“只因先帝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以故侍从之臣，止有唯唯否否，如鹦鹉学语，随声附和已耳”，“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石匮书后集》卷一、《烈帝本纪》附论)。溯而上之，作者痛斥阉宦祸国殃民，危害社稷，指出：“魏忠贤流毒海内，天下已成瓦解之势……嗟乎！我明天下不亡之崇祯，而实亡之天启；不失之流贼，而实失之忠贤。”(《石匮书后集》卷六十一)
书中坚持仇视明末农民起义的立场，对农民起义军领袖人物多加诬蔑，对起义军抗清斗争亦加抹煞，虽李定国也不为列传。所记袁崇焕事，沿袭旧说，诬为叛国通敌，而袁氏一案至南明桂王时已昭雪平冤。此实为不当有之疏漏。另如所记毛文龙事，亦仅据稗说，与史实相牴牾。
《石匮藏书》有凤嬉堂原稿本。《石匮书后集》有中华书局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