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论

对于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三十余年来，学者们大都推崇为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典范。近年来的研究，出现了突破。裴斐、王启兴等认为“古代以政教言诗并非现实主义诗论”。他的诗论是比孔子更为狭隘的社会功利主义。其在艺术上提出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的具体要求，完全否定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和审美功能。“他重视讽谕，而创作的讽谕诗仅一百余首，大量写作的是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自相矛盾，暴露了他的双重人格，说明“白氏的诗论实为欺世之谈”。
许多人不同意上述意见。他们虽然也指出白居易诗歌理论的不足之处，但对主要方面，仍一如既往地加以肯定。赵国存认为，儒家对文学功能的反作用于政治认识不足。“白居易突破了儒家传统诗论的见解，要诗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对改良政治起促进作用。”王春庭认为白氏继承汉儒解诗的观点，以政教言诗，主张“美刺比兴”，“以诗补察时政”，“以歌泄导人情”，反对“谄成之风”，提倡“救失之道”，“无疑是以现实主义精神为其诗论的灵魂。”白氏给自己规定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四条创作原则，既符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符合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朱寿兴认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既带有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思想文化传统打下的深深烙印，又表现出特定时代的浓重色彩，并体现着白居易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的可贵精神。王拾遗认为，不能因为白氏以政教言诗就说不是现实主义。儒家“诗教”也有合乎文学规律的内容。白氏以政教言诗，同样也不能说就是功利主义，就是不要艺术性。白氏提倡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也是一种艺术手法。白氏写诗追求诗歌语言通俗化，也正是在寻找艺术上的突破。吴调公认为白氏诗论中的矛盾是白氏历史观与现实观的矛盾，从白氏心灵深处的矛盾来看，他的诗论并非违心之论，而是把诗作为苦闷的升华工具，白氏诗论使诗歌思想性和艺术性在一定程度上分离，但应从艺术风格多样性、丰富性的角度来肯定其文学观与诗歌创作。程述之指出了封建主义的“道”对白居易现实主义倾向的影响。他认为《与元九书》中的现实主义倾向，从其主观上论，这一倾向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与“道”相结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