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从诗题看，这是一首预先定下题目的诗作。因为凡是指定、限定的诗题，按例要在题目上加“赋得”二字。但就是这样一首颇受限制的遵题之作，却成了白居易少年时代的成名作，成了名重一时并传诵千古的佳制。

限题作诗，其所写之事本不必真有。然在诗人笔下，那一幅芳草萋萋、古原送别的情景，却表现得十分真切。首句“离离原上草”，写眼前景，出语坦易。其功用，却未可轻看。它既扣紧题面“古原草”，又极简炼地交待出送别的特定环境与时序：古原之上，青草茂盛，不正是一派春天的景象么？接下去，诗人没有进一步刻画渲染古原春草，却掉转笔锋，去揭示原草的生长规律：秋枯春荣，年年踵接，岁岁循环。由原草之荣而想及其枯，原是很自然的对比联想，但说“枯荣”而不说“荣枯”，又有作者的用意。以“荣”字作结，不仅为了叶韵，似亦意在表明，本诗所要重点歌唱的对象，正是由“荣”字所表征的原草的无限生命力。循着“枯——荣”的脉络，第三、四两句诗对原草展开了有声有色的描绘。“野火烧”，其焰烈烈可见；“春风吹”，其声呼呼可闻。“烧”而“不尽”，野火之虚弱本质已现；“吹”而“又生”，春风之温润强劲与原草之坚韧性格、强大生命力亦赫然在目。要之，野火肆虐，固可逞威于一时，然一旦春回大地，原草那深藏于泥土之中的不死之根，又会顽强破土，勃然吐绿。如果说诗的首句重在摹写原草之貌的话，那么这两句则重在传达原草之神，亦即在形象的画面中突出原草的精神与性格。曾有人认为，刘长卿命意相似的诗句“春入烧痕青”在艺术上较“野火”二句为佳。其实即以艺术性而论，白诗无论在境界的阔大，风力的遒劲，气韵的生动等等方面，都显然优于刘句，尽管后者也自有其风致。可以说，“野火”二句气势不凡，形神兼备，确属千古佳句。还应指出，原草的精神，其实不仅为原草所独具，乃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积极精神。由于典型地体现出这一精神，原草形象遂潜在地具有了强烈的象征性。它后来在中国现代革命斗争中常被赋予的那种深刻的象征意义，正根源于此。

第三联，在进一步具体表现原草旺盛生命力的同时，笔调暗转，引入送别情意，并为送别备下了一个典型的环境。这里，有仿佛从天边飘来的清香(“远芳”)，有一直铺向远方的秀色(“翠”)，有明媚的光亮(“晴”)，更有鲜明的动感与丰饶的情趣(“侵”)。“接”与“侵”再度点染出原草的蓬勃生气，“古道”与“荒城”则在暗传着送别的意绪。诗人就是要在这样一派辽阔壮美、生机盎然、诗意浓郁的古原春色之中去送别他的友人。第四联再一次扣住题面，并正面描写送别。“王孙”，贵族，借指诗人的朋友。“萋萋”，草盛貌，此以春草之盛喻别情之“满”。一般认为，“萋萋”语出《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在白诗中系衬托送别的愁情。更有人认为，“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乃是“令人断肠的佳句”。其实，由于此诗与《招隐士》在整个情感色调上迥异，似不必将两个“萋萋”作硬性的牵合比附。联系全篇来看，诗人的别情似乎并不见怎样的“愁”，更不“令人断肠”，反倒显得开朗而积极。这一点，观下自明。

在此诗的流传中，常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前四句妇孺尽知，且能背诵，并常常误以为即是全诗，后四句则不那么为人所知。据传说，唐代名士顾况就曾因激赏此诗前二联而为白“延誉”，使白“声名大振”。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此诗是由关联甚少或者结构松散的两个部分拼凑而成？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来解释这一现象呢？

首先，前二联咏草，形神兼备，神完气足，完全可以独立成篇。其脱离全诗而广为流传，乃情理中事。其次，置诸全篇，前二联实际上与后二联意脉紧属，情调一致，浑然一体。首句“离离原上草”，虽是即目所见，却潜藏着多向发展的可能。其后或咏草或送别，都入其笼罩之中。可谓一句统领，二水分流。然二水又非全然分流。诗的后半部分，写“古道”却不显悲凉，写“荒城”却不觉凄清，写“别情”却不带愁绪，就与其前半部分密切相关。诗人那饱满开朗的别情，正与伸向天边的芬芳晴翠的古原春草互相谐调映衬；而“远芳”的弥漫与“晴翠”的无边，又是直接根源于原草那万劫不死、蓬勃再生的精神与性格，亦可说正是这一精神与性格的形象写照。于是，情满古原，绿遍古原，春漫古原，盎然生机，无尽诗意，全诗就在这样一种情思色调上达到了完全的浑融统一。

此诗首状原草之貌，继摄原草之魂，复绘古原春景，结以古原送别，真是一波三折，联联翻出新意。而其景其思其情，又无不息息相关，互相映衬，完整一体。诗而至此，实不愧为“赋得”体中上品，亦不愧为中国千年诗史中的一流佳作。金人王若虚在《滹南集诗话》中写道：“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可以说，《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正集中体现出了白诗的这一艺术特色。